那天早晨我们去印名片。名片是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选了薄木片的质地，一再向重庆南路那家印刷店说，半个月以后，要准时给我们。

吃了人家的饭实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神那么关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婚后的日新天新地，我没有想要留恋过去。有时候想到从前的日，好似梦一般，呆呆的。

说“好”的那句话还在耳边，挑好名片的那个晚上，我今生心甘情愿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这孀居的9年中，有没有人求过婚？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来台湾看我，我开着车陪他去旅行。在溪

荷西的面前，当然是哭过的，我很清楚自己，这能哭，是一亲密关系，不然平平白白不会动不动就掉泪的。那次日本人不算，那是我归还不人家的情，急的。再说，也很小。

荷西和我的结婚十分自然，倒也没有特别求什么，他先去了沙漠，写信给我，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

好像每一次的求婚，在长大了以后，跟泪总是分不开关系。那是在某一时刻中，总有一微妙的东西动了心灵。无论是人向我求，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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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好的那一霎间，内心相当平静，倒是45岁的他，红了睛。

还是有的。

那一回，一年之后，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星空下问我：“我们结婚好吗？”我说：“好。”清清楚楚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支白煮、一枚果。

兄通了电话。小堂哥发现我在的大学里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国同学在，立即拨了长途电话给那位在读化学博士的朋友，请他就近照顾孤零零的堂妹。

就那么离开了台湾，回到西班牙去。

当我下决心离开国回到台湾来时，那位好人送我上机先去纽约看哥哥再转机回台。他说：“我们结婚好吗？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台湾。”我没有说什么，伸手替他理了大衣的领。

我回到台湾来，打网球，又去认识了一个德国朋友。我在西班牙讲日文，在德国讲英文，在国讲中文，在台湾讲德文——。

见到荷西的时候，正好分别6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时间。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还没有去拿，17年已经过去了。

那一回，我也没活，吞了药却被救了。

吃到后来，他开始悲伤了，我开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我照顾你，等哪一年你肯开始下厨房煮饭给我和我们的孩吃呢？”

等我人到纽约，长途电话找来了：“我们现在结婚好吗？”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赖也可以亲近的，可是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时，心里为什么好像死掉一样。

医生说，心脏病嘛，难以前不晓得。

那时候，追他的女同学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长途电话里也语重心长地跟我讲：“妹妹，我这同学人太好，你应该聪明人，懂得我的鼓励，不要错过了这么踏实的人。”我在电话中回答：“我知，我知。”挂下电话，看见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然又哗哗的泪，心里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协而又那么的不快乐。

我是1973年结的婚。荷西走在1979年。

只是没什么好说的了，在那些人面前，我总是笑笑的。

我看了十遍这封信，散了一会步，就回信给他，说：“好。”

他替我送饭。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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