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坐在餐桌旁，默默地把这一幕收诸底，心里有一弦，很温柔地被拨动了。小小的一杯茶，蕴藏了多少隽永而温馨的夫妻情啊！工作合约期满而离开新加坡后，钟梅音女士又随同夫婿移居国，我们一直音讯不绝。我知她忙于写作、绘画，也知余先生一直支持她的艺术活动，努力为她创造优渥的环境，让她在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从事创作。她的生活，一直过得安定而满。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这漪佩，是你吗？”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的惧怕，以细若蚊的声音应：““是。”

爸爸坐在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像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地忍着泪，照他的指示。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等意识到背后有这样一双温的睛时，这女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而且，她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自己的孩哪！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是星期六的早上。明天家里请客，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正准备到理发店去整理发，门铃响了，来的是油漆匠。我已雇请了他三个星期。他早不来迟不来，今天我把一切收拾妥当，这位仁兄却优哉游哉地来了。不让他来吧，可能以后他永不再

散文

坦白地说吧，倘若夫妻两人有绵长的情分，妻捧给丈夫的茶，其实不仅是茶，更是一唤作“幸福”的饮料。天天喝它，长长的一生，便得以分亨喜乐、分担忧患

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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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80年代初期，钟梅音女士不幸患上了“帕金森氏症”（先天脑退化症），回返台湾治疗。我飞去台北探望她时，她已垂危，住在医疗费昂贵的加护病房里。余伯祺先生一直留在旁照顾她，尽她已失去意识，可是，余先生仍然隔天就炖一次人参汤，耐心地喂她喝。护士长对我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男人，能够这么无怨无私而又无微不至的照顾患病的太太……”最近，读及本地报章的门话题“妻应否为丈夫倒茶”，我的脑海，不期然地浮起上述旧事。

事隔30年，在接受资记者黄丽萍小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我怕她误损友，所以，不让她回信。”

一日下午，到她坐落于加东的寓所造访她。天南地北，不知时光逝。时钟敲响六下时，余伯祺先生下班归来了。温文娴淑的钟梅音女士立刻站了起来，替他接过了公事包，搁到收拾得纤尘不染的柜台上，然后，施施然地走了厨房，倒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坐在沙发上准备翻阅报纸的夫婿。余伯祺先生接过了茶后，双眸微笑地瞅着他的夫人，低声说：“谢谢。”

台湾已故散文家钟梅音女士随同夫婿余伯祺先生旅居新加坡。

陈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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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房间，便听到爸爸喊：“过来。”

听到这话，前立刻浮起一个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丢，长长的脸，满满的都是怨；细细的，的都是泪。可是，这女孩，没有想到，她的背后，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路。

幸福的饮料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

油漆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