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也包荣辱得失。当然，那时下去劳动锻炼倘若能像判徒刑那样说个期限，不少婚姻还是可以保全下来的。

《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弗丁南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情以下一个港为终。”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情”很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在航程中还玩着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把汗。另一方面，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30年代在一篇书评里，我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主观的慕（情的）60％客观的适合（理智的）40％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情，两颗心本无法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天，男的咕咚跪了下来，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的女方了。然后，趁势把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在女方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情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因为情会飞——如果你不住。”

可

幻思——台湾席慕蓉散文赏析

席慕蓉

作为一个小市民有令人生气的事——但幸亏还有可，让人忍不住的兴。

中华路有一家卖豆冰的——豆冰原来是属于台中的东西，但不知什么时候台北也都有了——门前有一幅对联，对联的字写得普普通通，内容更谈不上工整，却是情婉意贴，令人劝容，上句是“我们是来自纯朴的小乡村”下句是“要大台北无名的耕耘者”。

店名就叫“无名豆冰”。

台北的可就在各行各业间平起平坐的大气象。

永康街有一家卖面的，门面比摊大，比店小，常在门换广告词，冬天是“100c的面”。

天换上“每天一碗面，力山河气盖世。”

这比“日斗金”好多了，我每看一次简直就对白话文学多生一份信心。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别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自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