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研究一个女性是不够的，于是我钻研业务，勇攀高峰，下班之后还要加班加点，和客户到夜总会搞小姐，借以研究数量众多的女性。最少的时候，一晚上也要深入研究一个，最多的时候，一晚上三五个摆在一起比较研究。后来发现，卫生巾的销量，取决于女性月经的流量，于是我突发奇想，联络了一家跨国食品公司，请他们研究一种能让女性月经不断的口香糖。让北京市的五百万女性患上血崩形同垂死的王熙凤，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创意，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可贵的就是创意。一个报告打上去，跨国公司深感我是个不可多得的旷世奇才，干脆将我调入了公司高层，使我得以和真正的资产阶级混在了一起。

三年以后，我和尹红搬进了城北的一个别墅住宅区，我买了一辆比大象还要大的宝马745轿车。我每天一早就出门，去开董事会、销售代表会、业务拓展会等诸多会，开完会和外国大老板去打高尔夫球，追求一杆进洞，晚上照例到夜总会去研究女性阴部，追求一杆进洞。而尹红早已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了，她对我的行径不闻不问，只知道恶狠狠地花钱。

22换魂记和重回现实（4）

我在跨国公司能够提升得那么快，想必全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功劳，因为我发现，每一单生意我做赚了也升职，做赔了也升职。这让我更加放心大胆，有的时候干脆不上班，坐在夜总会等着升职。果然升了。

尹红在买了一千多件大衣、半吨化妆品和一游泳池的香水之后，忽然又对学校生活产生了兴趣。她迷上了穿上运动鞋和牛仔裤、扎上马尾辫子到师范大学里装纯情。装了半个月纯情以后，她在别墅后面修建了一幢与学校一模一样的琴房，重新开始拉小提琴。而我听到莫扎特、门德尔松和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已经一点感触也没有了。他们的作品听起来全一个味儿，音乐和打嗝放屁冲马桶的声音也全一个味儿。

作为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分子，这个社会普遍认为我这种人有知识、有品位。有知识的证据是我看《财富》杂志，有品位的证据是我看《时尚》杂志。我也开始频繁在这两本杂志上露脸：穿着色泽邪恶的条纹西服，叼着手工哈瓦那雪茄，端着一个捷克出产的玻璃方杯。《财富》杂志罗列了我办公室的每一个细节，《时尚》则展示我的家居布置——“一处北美现代主义的奢华居所”，在那本杂志上，我被冠以一个法国名字，好像还有贵族头衔。公司大量赞助了各种文化活动，从第五代导演耗资巨大的电影到把自己关在笼子里三个月不吃饭往身上纹《圣经旧约》的行为艺术家一应俱全，我担任过两次亚洲小姐选美的评委，在央视“春节晚会”上露过十几秒钟的脸，还作为投资方代表出席过一支著名爱乐乐团的演出，演出开始前和印度籍指挥合影，共同缅怀一位“比烟花更寂寞”的已故女大提琴家。我头头是道地背诵了一通音乐史常识，连柴可夫斯基作品的编号都背得清清楚楚，让在场的权威大为叹服。没什么，这都是我们成功人士应该做的，电影里成功人士都是这样——我的表情这样告诉他们。但音乐会开始没五分钟我就溜出去泡酒吧了——根本听不进去。

有一天我回到家，尹红把我拉到琴房，我赫然看见那里摆着一部德国三角钢琴。钢琴的标签都没有拆，是从刚德国运过来的，标价十五万。尹红说：“你几年没弹琴了？”

她可能还想给我一个惊喜，我只好坐到钢琴前。我记得几年前，我可以一连坐上一个下午，怎么弹也弹不腻。那时候最喜欢弹谁的作品来着？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都是东欧作曲家。

尹红将一本柴可夫斯基钢琴曲的曲谱放在谱架上，我翻了翻，那些蝌蚪也似曾相识。蝌蚪在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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