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三（2）

浙江巡抚杨昌浚在当地很有政声，受百姓拥。收到案件后，为把案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毕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决定别辟蹊径，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探听民间议论，看是否与案犯所供相符，必定能落石。

在递申诉材料时，却意外发生了一个小曲。因为清廷规定女不能至都察院递申诉材料，叶杨氏就和王廷南、王阿木商量，确定由王廷南都察院递材料。当时，已经将递人情况报告给都察院，正准备递，走到都察院门前，王廷南心里发怵，突然变卦，借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代替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四审审结。

杨昌浚审结后，准备把该案上报朝廷。清制，所有的死刑案件最后一审通过后都必须由巡抚或总督上报朝廷，由朝廷批准后执行。

抚，所以本案就由浙江巡抚负责四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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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从家人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给朝廷审，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了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在供诉状中，杨乃武列案件审判存在的八条疑问，例如为何不让自己与钱宝生当面对质；倘自己与葛毕氏通，当不会令葛毕氏迁居等等。同时，为了让朝廷相信自己确实是被诬攀，可以更好地翻案，杨乃武造了不少攻击葛毕氏的文字，又增添了两个无中生有的情节：一是葛毕氏与余杭县衙役及里书何芳有私情，曾被葛品连发觉并殴打；二是余杭县令刘锡彤的儿刘翰及其好友民壮阮德在葛品连死后，曾向杨乃武勒索讹诈，被杨乃武拒绝后，串通其父恃权蓄意谋害。杨乃武委托家人将此呈诉材料向各衙门申诉，但都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和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杨乃武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营救杨乃武的行动。杨淑英即叶杨氏一直在为弟弟奔波劳碌，不怕抛面；妻詹彩凤即小杨詹氏虽然刚分娩不久，也带着襁褓中的孩去杭州各衙门哭诉冤情。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叶杨氏带着杨乃武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叫上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船，历经二十余天赶到北京。他们先去拜访了一位在京的同乡官僚，经他指，知应该向都察院递申诉材料。都察院是清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关，负责参预和监督司法审判工作，有权对全国上下大小官吏的一切违法犯罪活动纠察弹劾，对重大刑事案件也有权会同刑、大理寺共同审理。

郑锡滜到余杭后，人生地不熟，打算依靠知县刘锡彤，暗访案犯和证人家属。刘锡彤见上面来人，自然要好好表现，设宴款待。觥筹错中，郑锡滜告诉刘锡彤此行目的。刘锡彤立即嘱咐陈竹山给钱坦施加压力，警告钱坦原供待。如此，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杨昌浚对暗访结果信不疑，对郑锡滜的办事能力大加赞赏，并加以提，去掉了其“候补”，推荐他到外地了知县。

杨乃武与葛毕氏一案，从一开始就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治十一年创刊的《申报》从该案发生的第二个月起就开始跟踪报，本省民众及在京的浙江官员知晓在本乡文人中竟发生此类事情，无不惊愕，开始关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