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柳托夫这位《骑兵军》的叙述者已经预先出现在作家参加骑兵军时所写日记里了。其中每每见到诸如此类的自我提示：“要写写集市”、“写写正午时拥堵在残破的桥头前的辎重大车”、“要写写通信员、参谋长和其他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即落实于柳托夫的叙述之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中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之中。

在《骑兵军》有些篇章如《家书》《政委孔金》《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盐》和《叛变》中，柳托夫仅仅是在引述别人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另外有人替代“我”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讲述的事件要么骇人听闻，要么荒唐透顶，而叙述主体所表明的立场、看法，又与事件的残酷或荒谬全然一致，仿佛是残酷或荒谬本身所发出的声音。譬如巴甫利钦科有关“活的滋味”的领悟（《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科传略》），巴尔马绍夫对枪杀女盐贩子的说明（《盐》），等等，若是由柳托夫来说，不会那么理所当然。所以“我”只得暂时让出叙述者的位子。巴别尔曾在日记中说：“我是局外人。”正可用来解释《骑兵军》叙述主体的这种转换。柳托夫当然也不止一次讲到残酷或荒谬的事件——如在《泅渡兹勃鲁契河》《普里绍帕》《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两个叫伊凡的人》等篇里——但他只是充当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者而已。

（bsp;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或者说巴别尔与柳托夫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他。他们不止一次尖锐表达对于柳托夫的批判态度。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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