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来，踹两下上。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福利保险，住房基金，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级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但是别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是哪些去，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还有，我的要自己存街，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理外之。先是房，房先要租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项目四年，房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光最好”。我要搬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了我香港的房，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老妈原来的卧室，箱摞了三层。老妈在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理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后上的筒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力气，恶狠狠地看一，闻一鼻，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我，香港有个荷里活，上也有坏玉商，如果我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院的独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了三个钟，开始恢复弹变得如同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游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