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莫名其妙看着他笑，不知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笑过之后，赵宗平说：你还用采访我吗？你刚刚那番话把我要说的都说了。

真的吗？我天真地问，自己随之也笑起来。

然后我说：您过誉了，我这不过是兴之所至的一想，而您是专家，在英国专门学习建筑规划，您的归来也许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福分，使这座城市的建筑总算有了整设计上的度，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胜最终是靠它的件还是件？我打开采访机，访谈正式开始了。

赵宗平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显然乎他的意料，但他毕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要我看，一座城市的件和件同等重要，件是质的，而件是神的，这就像一个人，件是他的躯壳，而件是他的神，一个人光有躯壳而没有神就会成为饭桶，而光有神没有躯壳又像无家可归的魂灵，对一座城市来说，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在世人面前呈现光彩。

我接着问：一座城市的建筑是不是应该跟它的历史文化有一必然的联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我听说曾经有一位国的建筑师来我们这座城市观光，市府领导洋洋得意地向他介绍近来本城的几座楼，国建筑师看后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的楼本无法跟纽约相比，我要看的是有中国特或者说有你们这座城市建筑风格的楼房。市府领导当场就大瞪小了。

赵宗平看看我，我的问题可能有尖锐了，他无奈地笑笑，似乎不好回答。

我看了他的为难情绪，索说：赵局长，我的提问随意很大，您拣能回答的回答，我保证稿发来不会给您惹麻烦，为官之我还是明白一的。

赵宗平听我这样说，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咳了咳嗓，似乎想让声音更清晰一，但他咳的声音也被我的采访机毫不客气地收录了。

一座城市的建筑史应该是它的历史、文明史、甚至民俗史的综合展示，这样才构成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的区别，人类的建筑风格在这个世纪的确了病，显得杂无章、审趋同，我们再也看不到法国卢浮那样的建筑，再也看不到俄罗斯白那样的尖，甚至你走到国外的某座城市居然觉不它的某个楼跟我们国家城市的某个楼有什么区别，世界经济一化很可能带动审一化，全世界都学国，全世界学到的都是国的，这一在建筑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市政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策划了历史文明与城市建筑会议，无疑对本城的建筑起到宏观上的指导作用，使本城的建筑在选择设计方案的时候，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发，而是从城市整的建筑风格考虑，让城市有一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从而形成城市的特和风格。

太好了，说得太好了。我打断赵宗平的话，试图问一个问题，我想起了八角楼，那座二战时期曾被侵华日军当过安馆的旧式建筑，它也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但它只能算是耻辱史，耻辱常常是一个人不愿意追忆和提及的，它会令人伤心和悲痛。那么一个民族呢？一个国家呢？不敢面对曾经的耻辱是否意味着不敢前和超越？我看了赵宗平一，试探着说：赵局长，调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是否意味着对一座城市有文价值的古建筑行保护？

对呀。赵宗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