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念，弟弟因自己而死，现在自己又要去继承他的梦想，这不是非常稽可笑的吗？生者难连死者的梦想都要占有吗？何况没人能确认足球就是弟弟的梦想，因为弟弟在人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失去了生命。笼罩在柯佩韦心中的创伤或许比霍尔顿还要更大一些，多少有西蒙·波伏娃《他人的血》中的那意味。所以，柯佩韦在生活上的浑浑噩噩、停滞不前也有了解释，本上是无法承担选择与行动背后的责任。小说第二卷的开，萨特的《墙》作为一个噩梦现，直接说明了他所面临的不只是生活的困境，而是有一定存在主义哲学意义的。

那么，打开柯佩韦内心的仍旧是存在主义。所以小说之后的很多分里，我们能看到《局外人》或《西西弗神话》。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背影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同样指向了行动的确信无疑。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对存在主义经典文本的导读，同样也是通过这哲学与文学的力量去激励主人公乃至读者。承担自己的罪，接受一切罚，仍然行动，肩负责任，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好人，这是小说要阐明的分内容。柯佩韦最后能面对弟弟的去世，并持自己对生命与生活的，其力量有形而上的哲学来源。当然，更不可忽视的是他伙伴与亲人的陪伴。“理论是灰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小说中，小主人公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单纯的，互相理解与帮助，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样的温情是柯佩韦能够面对过去的底气。霍尔顿因为妹妹的理解而毅然转回来，但如果他的队友或室友能稍稍给他一些平等的关，或是像那两位修女一样跟他坐在一起聊聊天，或许他都不会选择走到大街上吧。

疗愈创伤的不只是形而上的理念，更多的是亲人与同龄人的关——那真正的同理心，而非居临下的命令。而我们能看见的是，柯佩韦既是被疗愈的对象，也是去治愈他人的行动者。他在接受大家的，也在努力地帮助每一个人，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有极的德要求。因此，小说中的人关系是多元互动的，足球队似乎成为了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乌托，大家团结一心为集努力，同时又真正兼顾了个人的情与理智。作为搭档的米乐在小说最后能有如此的表现和定不移的决心，这也都归功于他和柯佩韦之间固而厚的情。每个人都是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又都守望着彼此，用稚的肩膀担起相互保护的责任。而他们后的大人，那些老师与家长，他们同样是守望者，形象都是非常正面的，为孩们提供了与行动的方向，关于教育的一些理念也通过他们得到了展现。但这一也许是小说的不足之，它掩盖了同样对少年儿童影响力大的人可能存在的负面问题。设想，如果柯佩韦的父母像霍尔顿的父亲那样随时会“掉”他，老师们不近人情，甚至潜藏着几个变态，那小说里的矛盾会更加丰富真实，但温情的氛围就会极速下坠了。

所以，《猎人与轻骑兵》到底是有些理想化的，终归是一写给孩的书——虽然我想长大了的孩也可能愿意阅读。至少，我还是希望通过它让人能够思考生与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找到继续存在的希望。或许不必去寻找什么理，只是去受小说中属于孩的那份单纯好就足够了。“人们对你们讲了许多教育你们的话，但是从儿童时代保存下来的好、神圣的回忆也许是最好的回忆。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得救。甚至即使只有一个好的回忆留在我们的心里，也许在什么时候它也能成为拯救我们的一个手段。”小说结尾引用的《卡拉佐夫兄弟》恰是在说明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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