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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都知道，他就是这种人，越是对你火越说明他对你好。因此，村里人若干了惹他上火的事，宁肯让他电闪雷鸣地骂一通也不躲着他。保管员挨了打，反而乐颠颠的，指不定撤不撤我呢。心里想着，忍着疼，高高兴兴走了。

我爷爷却仍在独自生着气，他连干了三大碗酒，气咻咻地把碗扔到了桌上，便径直往工地上赶。我大爷带领的爆破组正无计可施，远远地见他背着手来了，象见了救星似地围了上来，又有些胆怯地汇报着。

走，看看去。他抽了一下鼻子，简单而又瓮声瓮气地说。这恐怕是我爷爷在世上说过的最后四个字，因为就在我爹赶到时，有一炮响了，我爷爷和我大爷几乎同时把身边的年轻人压倒在了自己的身下……两个年轻人得救了，我爷爷和我大爷却死了。

我爷爷和我大爷死后的第二天，石壁便炸通了。村里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又干了不到三天的活儿，工程就完工了。自此，我们村成了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产量最多的村庄。村里人为了纪念我爷爷，在水库最抢眼的地方给我爷爷立了块碑；我大爷尽管没有娶妻生子，但在族长的一再坚持下还是破例被埋进了祖坟，享受到了村里史无前例的至高荣誉。

没有人能说得清，我们村里从什么时候起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秤杆儿不离秤砣，老婆儿不离老头儿。说是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只要其中的一个人去了，另一个必也会跟着去。当然，这里所说的去绝非爱情故事中特指的殉情而死的那个去，而是指正常的生老病死的那个去。

在我们那个地方，殉情是受人鄙视的，根本算不得什么英雄之所为，只有继续去完成他未了的心愿，让他在死后不带走遗憾才是真正的大义之所在。村里人总固执地认为，只有了无牵挂的死才是一个人最完美的结局。其实，这只是村里人的一种美好愿望。人永远都是一种因责任而承担义务的动物，年轻人和老年人各有各的牵挂。

或许正是鉴于此吧，村里人便笼统地把人的死分为两种：一种是除了夭折之外的年轻人的死，一种是古稀之年的死。只要是前者，村里人都会为之悲痛，不仅为他的死的本身，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太多没有尽完的责任；如果是后者，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燃放几串爆竹以示庆贺，称之为喜丧，条件好一点儿的丧主甚至会请一台戏唱上几天。

我爷爷和我大爷的死自是属于前者，人们便刻骨地怀念他们。他们死后，我奶奶的身体眼瞅着日见不行了。这当儿，村里时兴办军烈属，凡家里有人在外当兵或在战争中或为公而牺牲的人的家属都成了军烈属，不仅能够受到村里人的充分尊重，而且可以从集体得到适当的补贴。我奶奶拖着一双儿女度日自是不乏村里人的敬重，但更需要的却是集体的补贴，因为家中的三个人都算不上正劳力，甚至连半劳力也算不上，挣到的工分少，生活就困难。

接替我爷爷做了村里人的头儿的保管员深感我爷爷的大恩，说是我爷爷一板凳摔醒了他，他决定给我奶奶办烈属。办烈属需要到上面审批，我奶奶的表格只报到公社就被打了回来，理由是不符合申报条件，说是我爷爷和我大爷的死纯系酒后误撞死路，而且据说我爷爷曾当过逃兵，社会关系也较为复杂，组织正准备开展调查。

所谓关系复杂，必是指我逃到了台湾的舅姥爷，在当时来说，这可是足以要命的问题。村里人不服，都要去讨个说法，但都被我奶奶给拦了下来：据说那天的天刚蒙蒙亮，村里人就聚拢了出发，刚到村口就被我奶奶领着一双儿女给拦住了，村里人群情激奋根本无法劝说，我奶奶便带着一双儿女跪倒在了道路中央，村里人才不情愿地摇着头逐步散去了。

我奶奶的表现不仅令村里人深感意外，而且让初涉人情的我爹也觉着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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