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法功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的事。

穷人的心理中有一杀富复仇的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车祸死于非命，巷里光着胳膊就着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近乎，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不好卖，各刊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杂志社要我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到无比窝。我对《红裙》编辑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第一手材料。”

光从窗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悬挂在编辑的墙上，是一个女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

城郊结合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理漏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纪，而是想省一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藏的盲，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天严重打击着我活下去的信心。这时候，我心里就会对在家乡合安县当副县长的舅舅郑天良滋生双倍的怨恨和敌意。如果不是当年舅舅绝情，我母亲就不会死得那么早，如果舅舅当年将我从即将倒闭的农药厂调换一个单位，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的地步。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当副县长的舅舅，母亲死后，我一直无法宽恕舅舅以原则和廉洁的名义对自己的亲见死不救。

秋天微凉的风巷里，黄昏一一地来临了。胡四搬了一张开了的小木桌，摆上一盘烧得通红的死鱼，这时，收了摊的房客们就陆续聚集到有风的巷，有的带一碟生米，有的端一盆炒辣椒，还有人在菜市场捡了瘟放辣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