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郑天良究竟一开始就在表演，还是后来走向了堕落？这是我对这么一个大反差灵魂的一次追问和破译。我走了一个看不清谜面找不到谜底的谜语中。

我舅舅原本是一个农民，一个手艺明的兽医，那时候每个生产队每年都要给十几刚发育成熟的小公计划生育手术，舅舅骟拿工分不拿钱，每个生产队长们于对手艺人的尊重，常常将卵送给我舅舅，我舅舅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拿卵作回扣。卵下酒，壮补肾，能让新媳妇夜里只剩半条命，男人们都抢着要，许多生产队把卵作为奖品，奖励给活学活用泽东思想和批林批孔的积极分。我舅舅那时候长得大大，穿一蓝布中山装，上装袋上一支“新农村”钢笔，语气也很温和，一副儒雅的知识分模样，舅舅每天腋下夹一个没有油漆的小木箱走村串，箱里放着兽用注针和药品，还有几把大小不一规格齐全的磨得雪亮的刀，分别用来骟和骟猪，偶尔也骟一两条情暴躁作风不好的公狗，不过公狗骟了后虽然呆在家里不跑也不对母狗耍氓了，但却更加没有了责任心，该叫的时候不叫，不该叫的时候叫，主人家的被偷光了，狗却闭着睛视而不见，主人睡到下半夜，狗却无缘无故地对着天上一清冷的月亮狂叫一气，主人只好将狗用绳勒死，将狗腌熟，过年

一九六0年，我十一岁的舅舅郑天良上了镇上的初中，村里饿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个夏天的黄昏一栽在村堂的锅灶边，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村里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凉的土地上新坟此起彼伏。树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亲就曾告诉过我说，麻雀老鼠救过我们家的命，她后来一直都不愿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们家的粮和豆。母亲那时已经嫁给了我父亲，外公死后，她经常设圈将老鼠麻雀逮笼里，然后用盐腌咸，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镇中学给我舅舅吃。冬天实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亲就到江苏去讨饭，寒冬腊月着鼻涕沿门乞讨，过十天半个月，就将要回来的米和面送到学校去，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母亲走了一天才赶到学校，他在校门见到我舅舅时，一就栽倒在雪地里。我舅舅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这些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说过，每当说到这些事时，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我发誓要让母亲后半生过上好日，可我母亲四十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谅舅舅当年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无法抹去的经历，如果我舅舅当时真的代表一原则和理想而六亲不认的话，那他又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腐败分，既然你今天为腐败付了颅的代价，为什么当初又假装正经而不批一张只要半寸宽的条。

舅舅说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兽医，村里为人看病的赤脚医生是村支书小学毕业的小姨殷小红，经常将有小病的人看大病来，将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条。于是，夜人静时，经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郑天良看病。我舅舅实际上成了一个既看畜牲又看人的双料医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双重间谍一样，在人和兽的两个领域里行走。我不想把这经历看成是对他后来人生的比喻，但我无法控制这不可理喻的联想。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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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郑天良中毕业的时候，考已经取消了，他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说：“你文化，就在村里当兽医吧！”

舅的一生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为代价的，他的生命同时又是与玄慧寺和玄慧寺里的另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这联系将在这小说的后半分产生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