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让社员们用扇对着中毒者的鼻和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只有两个输，我舅舅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给十二个中毒者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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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和嘴，一窒息的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死到临的恐惧。

太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我舅舅扎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对地呼，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了。这就像一个院的病人大谈肺结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患者了，肺结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