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郑天良对黄以恒痛下杀手的是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黄擅自将公社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开跑了。

这都是说说而已的玩笑话，当然谁也不会当真。

示肯定。晚上房间里有一只蚊在夏之提前苏醒了，嗡嗡地叫着。郑天良一夜都被一只蚊牢牢控制着，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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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各地回来的党委委员们都有了好消息，但每人都在差费外了一百多块请客送礼的钱，好在郑书记不批条，此事也就糊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地报了。后来郑天良的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觉得来客商的时候，在饭店请客吃饭是可以的，因为人家帮你的忙，这等于是给人家面，但参加陪同的公社一定要伙费，不低于在堂的吃饭标准，四钱。再后来，县里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在公社堂吃饭，也没领导像以前一样主动伙费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县里领导来了就从公社堂转移到街上饭店里去吃饭喝酒，郑天良也渐渐习惯了，他觉得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宴会，肯定是不会要人家伙费的。这很正常。但郑天良有一在党委会上卡得很死，任何党委成员参加陪同必须伙费，任何人都不允许接受外面的礼品，一旦发现，党纪分，决不轻饶。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还有三个大队至今连电灯都没有，想起来让人寒心，我们如果胡吃海喝，受人钱，那真是罪该万死。”

郑天良最初对黄以恒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他认为小黄年纪轻、脑灵、反应快，事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全，党委其他成员都很喜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其实黄以恒比郑天良只小三岁，这一年二十七岁。他是去年秋天从县委办公室派下来锻炼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公社推行和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将个人的田地收归集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要是将集的田分给个人却是很容易的，有的生产队半天就全分完了，还有的队在接到上级政策后，连夜就将生产队的田分个一二净。分不分田的难度主要在不田的人那里，所以黄以恒到朝公社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公社党委秘书老吴去年得癌症死了，郑天良就让黄以恒暂时替一下。黄以恒在县委办只是个副级，公社党委秘书是正级，所以郑天良也没有明确小黄的职务，但大家都叫他黄秘书。黄以恒在县委办是秘书事，的就是送送简报、安排车辆、打扫地等杂事，所以他在朝公社党委秘书这个角中轻车熟路应付自如。小黄是下放知青推荐到省财经学校学习一年后分到县委办的，在领导们边工作，能力还是比较的。郑天良有一次在开完党委会后当着全党委委员的面开玩笑说：“小黄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一个公社书记。”黄以恒很不好意思地说：“郑书记，你可不要抬举我了，我一辈也学不到你的经验和平，哪能当公社书记呢。”大家都说：“小黄同志的最大的优就是谦虚。”郑天良多此一举地补了一句：“不像我，我这个人就不谦虚。”

这辆从队淘汰下来的破军用吉普四漏风，还经常坏，修理费，汽油又张，郑天良对党委成员们说：“到每个大队去一律骑自行车，除非到县里有急事用一下，谁都不准动。”郑天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这辆半残废的吉普车停在公社大院里就像一个人嘴里装了一颗漂亮而不中用的假牙。

郑天良要求党委全委员们在秋收的时候全到各大队蹲，检查落实蔬菜收购工作，晚上就住在社员家里。公社只留黄以恒一个人值班。他对黄以恒说，这几天可能南京、扬州、上海的蔬菜公司要来人提前看货，吉普车原地待命准备接待，人一刻也不能离岗，车谁也不准动。黄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