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命。”

糠。”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克思主义的唯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也不知，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象而奥的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椅换成了木椅，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仙和茶盆景端了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看县城里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改天换地的使命常常让他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边，以前的下都不来看他了，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产的一团血。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坝乡是全省十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想象而已；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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