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架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

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情，不能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信这样一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事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情和党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和架工程行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的，组织上叫我什么，我就什么，信任我就多拼命，不信任我就少不添，毫无怨言。”

郑天良顺手摸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说来，还是分说来，是带着情绪说来，还是客观地说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化改革会议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来的。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要大一，思想要再解放一，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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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等于是蓄地讲了自己目前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烟，于是他掏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烟，你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烟。”叶正亭没有再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