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你不要认真。但你发表时不要删去这段，因为这很好玩，是我作为被采访者的一次温柔的反抗。我们这些作家，被你们这些记者，像橡泥一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几句反驳的话，希望你们也有雅量，不要删改。

新京报：我是当代小说忠实的读者，你的小说我当时确实翻了，但我确实没有看下去，就是觉得语言很嘈杂，还有就是觉得太残酷，看了会很长时间心里不舒服。

莫言：那让你来采访我，真是难为你了。

接着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猫鹰报喜—————坏了名”，意思是说，即便猫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是贼”。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

从人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决戊戌六君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合谋的关系。

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回家问问你爸爸，让他给你讲讲“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我的写作还能成长（3）

新京报：有一位作家说，我们总是书写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小说里是不是应该有人的理想，对这个观你怎么看？

莫言：我的小说中，当然也写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让那个怀六甲的孙眉娘活了下来，这难还不是理想和希望吗？我曾经在小说结尾写上过“让鲜红的太照遍全球”这样的理想之歌，可惜让编辑删去了。真是遗憾，他们的武断，毁了我理想主义作家的名声。

城市局限？摇怕谈思想

新京报：你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涉及了你的故乡山东密，你觉得在你的写作中故乡是什么？对于你的写作这个资源是无限的吗？

莫言：现实中的山东密，和我小说中的山东密，基本上不是一个地方了。至于写作中的故乡，实际上是关于故乡的记忆，而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记忆的过程，就是创造故乡的过程。

至于所谓资源，好有一比：假如故乡是一片树林，而树上的鸟是资源，那么，总会有鸟飞来飞去。今天飞来西伯利亚的天鹅，明天也许飞来来半岛的金丝燕，当然也允许东京的乌鸦前来筑巢。

新京报：你是否想过题材上的突破，比如你已经来北京这么多年，你是否能够关注城市人的焦虑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