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什么这决定？谁决定的？

何建军（独立电影导演）：解决的办法是明确一法规。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独立制作电影，随时都会遇到这困难或现实问题。

吴文光（独立纪录片导演）：我不知张元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去。如果我想继续拍这个片，我一定不放弃。很简单，如果拍一个电影，这是我想的事情，就象作家写一本书、画家画一幅画，这是个人的权利、需要，就象吃饭睡觉拉屎一样。你可以不让我的片放映、参加电影节，但是我想拍电影你为什么不让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别想拍，一定要去。这是我特别想说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他有他自己的选择。我没把这件事看得象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对于我们来说，随时准备了一把伞。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伞打起来。但是，路必须走，除非你不门，坐在沙发上睡在床上梦、看天板。如果你要门，就必须该知外面下雨你怎么办。张元说这样可以多睡一个小时觉了，我想他睡不着，他生下来就想拍电影，梦都想超过他认为b的那些导演。

《停机》中，张元就〃下〃一事，说过两次话──

一次是在剧组里，他对大家说：〃毕业以后我没去任何一个单位。从准备《一地》起，开始了解整个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状况，我突然觉到虽然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这个片时，每一天脑（都）沉溺于每一个人之间的结构当中去。剧本本实际上给了我一个箍咒，我没有在一个单位，但它还是在框着我。事实上呢，也是这个样，我自己电影，然而广电却下了一个文，不许我导演。我觉我虽然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一个个人制版权所有，但还是在一个大的制中被框住了，我觉得真是一个悲剧。〃

另一次是在位于西单的他的平房屋里：〃为什么会下？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让拍了，实际上是对我过去两电影制作方法的否认。我现在不能想是哪一个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广电电影局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协调会不会现《北京杂》这样的影片呢？肯定就没有了，《妈妈》这样的影片也不会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很多东西我完全想不自己应该怎么去，如果完全去那样，是不是我想的电影呢？所以说现在不什么样的假设或结论，只能自己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机会再说，当然是自己去寻找机会。没有人会送给你机会。〃

宁岱拍完此片后，又将《一地》停拍的详细经过写成了书，共20万字，书名也叫《停机》，但至今未找到版商。〃我觉得这件事本不是什么官方与非官方的矛盾、冲突，就象文革中的许多悲剧一样，纯粹是知识分之间你争我夺造成的。这件事反映了电影界内长期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导演见别人得奖就不舒服，在国外到电影节上去，回到国内到电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的事情我都写了书中。〃

宁岱说她是个有话就想说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写不东西就到痛苦。

《停机》完成于1994年元月，正好参加2月的鹿特丹电影节。

第四章实验戏剧与影视（4）

自己的电影何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