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额之中。）

星期二晚上，我家。我已在家待了二十分钟，一直在查信件。当我打开账单时，我要疯掉了。因为某个原因，我写支票很费劲，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一拖再拖，直到万不得已。一般这时我已经债台筑了。我并不是付不起这些账——我付得起——而是面对这些生活责任时我会很惊恐。我对有些社会常规还不习惯，所以只要电话还是连通着，或者其他电还于运行状况时，我都会觉得有些无所适从。我把所有账单存在炉旁的一只盒里，个人信件和卡片则散地放我桌上电脑和打印机间的空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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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尽去（2）

电话响了，我让答录机去接。

“嘿，是我，吉姆……就是问你想不想去喝一杯。打电话给我，不过最好能现在接电话。”

我接起电话，这时电话像被掐着脖的猫一样尖叫起来。“当然想，”我告诉他，“我现在血里酒量低得要死。”

“那雪松馆九见。”他说。

雪松馆在大学大12号，我在第十大3号，相隔仅几个街区，吉姆在第十二大二号，所以雪松馆是我们这条杠杆的支。这也是我喜它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提尼酒份量很大，伏特加的量大也很足。“那儿见。”我说，然后挂断。

吉姆很厉害，是个的治丧人。实际上从技术上来讲他已不算是治丧人，他毕业后了棺材推销员，如他所形容的——“一份未雨绸缪的事业”。葬礼行业委婉说辞盛行，据他们的行话，实际上没有人“死”，他们只是“搬走了”，和到另一个时区旅行没什么区别。

他总是穿着过时的夏威夷衬衫，即便冬天也如此。你看着他时会觉得他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蓝领男人，比如巡警或小比萨店主，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治丧人。去年我生日时，他给了我两只瓶，一只装着漂亮的粉红，另一只装着琥珀，竟然是尸防腐剂。我不是个小肚的人，但这件事实在是太格了。

几个小时后，我走雪松馆，顿时浑舒畅。我的左边是个大的旧吧台，一个世纪前由几株老橡树手工雕刻而成。这个老吧台竖在那里，恰似对自然保护主义者不屑一顾地竖起的一中指。吧台后面的墙上镶着同样的木，里面嵌着一面蚀刻而成的镜；镜旁是灰暗的有彩玻璃灯照的铜灯座。这个地方的灯泡没有超过二十五瓦的。酒吧后是漂亮大的木制售台，里面卖炒排、鱼和薯片，还有芝士三明治。我想我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并且是一前所未有的生活。

虽然我已早到了五分钟，但吉姆已经坐在吧台那了，半杯提尼已下肚了。

“提尼不错嘛，”我说，“来多久了？”

“我太渴了。刚到。”

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独自一人坐在唱机旁，穿卡其布休闲，粉红和白条纹相间的津布衬衫和白锐布鞋。我立刻断定她是个刚下班的护士。

“她不是你喜的类型。”我说。

他看着我，一脸你怎么知的表情。“为什么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