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万万条鱼倒下去，有一条鱼站了起来，这一战，从此扰了与在餐桌上的平铺直叙的传统序事方式，而且，这条骇世惊俗的鱼，竟然是从川菜的一派血模糊之中跃起。蜀人烹鱼，一向是得不成鱼形之后煮，虽然也有用压锅蒸的，结果却往往不是有味无形，就是味形俱坏。让鱼站起来的那个川东人，江湖上人称二，是一个有苗族血统的诗人兼厨师，二的灵得自于他的老家，即川湘会的“边城”野，所谓“烟气”和“匪气”，就是取材上生猛和烹饪上的不羁。关于川西平原菜式（主川菜）和川冬菜式的区别，二以元人小令的风格写：

川西菜

平原、丘陵、风和日丽

川冬菜

山、、月黑风

一个诗人在厨房里所能想到的和到的无非也只有这些。不过一条觉悟了的鱼却可以告诉我们，鱼不一定非得躺着，诗人也不一定都要饿死，非但如此，还可以让自己和我们吃得更好，而川菜也可以更加灵动，在麻痹的酣畅中更多些山的通透。

中国人自己的西餐

每一个中国的大城市，都会有那么一两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西式餐馆。这些为数不多的餐馆，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一直于十分微妙的地位。

例如，在上海，他叫“德大”、“东海”或“红房”；在北京，他叫“新侨”或“莫斯科”，诸如此类。名字不一，功能却度的一致：一、提供若西式餐饮；二、提供一对于西式生活的味觉想象素材。

后一功能在国人普遍贫乏的生活以及普遍丰富的想象中意义至为远。冷战时代的西餐经历，是味觉上一趟刺激而又安全的冒险活动。从事这场冒险活动的大多是情侣，光顾西餐厅曾经是恋的必要仪式，相当于今天在影楼拍摄婚纱像时必要的黎铁塔或者白的布景。

自十七世纪中期开始，在各通商岸即有中国人自行经营的西式餐馆。作为最早期的通商岸，广州大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现了被称为“番菜馆”的本土西餐。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始，广州的“番菜馆”陆续北迁至上海和北京。集中在北京东民巷、上海虹和徐家汇的第一批“番菜馆”，大分都是广东人开办的。

广州最早的番菜馆已不可考，有比较完整记录的，只有至今仍在营业而且名字毫不西化的“太平馆餐厅”。太平馆的历史，说起来，先要咳嗽两声，因为那真的是“咸丰年间的事了”。咸丰十年（一八六零年），太平馆在广州最繁华的太平沙开业，这一年，《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用今天的时髦话语，太平馆很可能是中国的第一家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自己的西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