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主的中国文化里面，“有文化”的却是一向是鹅而不是鸭。比如，鹅的俯仰曾经启迪了一带书法宗师，并且为汉字带来了“鹅黄”以及“千里送鹅”等等“文化”语汇。此等文化重任，鲜有委之以鸭者。西风东渐之后，吾人亦相信鸭的自我完善无非就是变成天鹅，而捕天鹅则是法律和文化的双重禁忌。如果王羲之把他的那些鹅们杀来烧烤，距离焚琴煮鹤也就相去不远了。

谁把你的长发吃了

内蒙古的植学家温都苏教授告诉席慕蓉说，对发菜的大规模采集以及由西而东南沿海的集约化发菜贸易，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发财”的形、意观之，我相信第一次吃发菜的本来应该更早地现在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台之后。不过，发财是那时的政治禁忌，发菜一般只向港澳市场。今天，香港有不少卖发菜的店铺，招牌上也都乐于选用简的“发”字。

尽“发菜”在关中方言里的读音远较其粤语读音更为接近“发财”，不过，后者对于发菜的情却明显偏。在广东，发菜通常被作为一吉利的年菜，可以从年三十直吃到正月十五。法上，不是发菜炆猪手（音谐“发财就手”）就是“发菜蚝豉煲”（音谐“发财好市”）。这两样年菜，还是很好吃的，只是除了一些缥缈的藻腥之外，发菜本还是得向猪手和蚝豉借味，咬起来也是稀稀松松，不觉有格外的快，换成粉丝或别的东西，也许会更好吃。因此，发菜与其他因意义和稀有而被人类喜闻乐的之间，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差别。

一个广州人在大年三十心满意足地把一团发菜中，沙尘暴就迫使一个正在外的北京人一边讲话一边“呸呸”地吐嘴里的沙土。这就是疯狂采集发菜和土地沙漠化之间的“蝴蝶效应”。

年初一持吃发菜的人，有的发了，有的没有，也有的破了财，不过，为他们采集和经销发菜的，却统统都发了财。发菜的价格，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每斤三十元人民币暴涨至现在的五百元人民币（这里面还包括大量用染过墨的玉米穗冒充的假货）。这个大的涨幅，以宁夏、内蒙古一亿六千多万亩草原的沙漠化或半沙漠化为代价。政府已颁令禁绝发菜贸易，不过要把嘴住并且好的难度向来很大，因此我认为，既然发菜因其形、意而受迎，故使发菜彻底“歇菜”，行政法规之外，更有必要以其人之还治其人之，一样从形、意手而破之。也就是说，以发的名义，让一份读到

宁夏中以及内蒙古西，是发菜的主要产区；吃发菜的人群，却远在粤、港以及风上受粤菜影响的全世界各主要华人聚居地。不过，据说发菜成为餐桌上的味乃始自唐代长安，故今天西安的级菜馆里就有一仿唐菜“镶金钱发菜”，以脯茸和发菜为馅成“”，蒸透后切成铜钱状，然后浇上汤。发菜、猪馅的“恭喜发财饺”，则见之于著名的西安“饺宴”。

不过，没文化就是没文化，即使勉有了一气息，没底蕴也还是没底蕴。烧鹅再好吃，也写不一大本《全聚德史话》，更排不献演三百六十场而不衰的北京人艺大戏《天下第一楼》。烤鸭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国航等舱的午餐，换了烧鹅试试，人家就会怀疑你这是乡镇企业的航空公司，就连飞机也是牟其中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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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好吃、“抵”，文不文化的，广东人从不在乎。好吃如烧鹅，甚至在粤人自己的习俗里也是负面的文化符号。旧时珠江三角洲一带，新娘于新婚之夜凡落红者，回门之日，南方必打打送上大红猪一，反之，新娘固然不可退货，只是将猪换了烧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