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色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性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性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色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干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性所反对的。电子站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日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性必须戴三色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性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性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性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色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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