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恐怖得多了”。

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萨德侯爵的革命（3）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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