婿就会找上门来跟丈母娘算账。在法国南，许多法理学家建议把奁产制作为保护女权的一方式，而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合法的财产分割牢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这条法律的制约。想一想克莱梅西？德拉利的事例，她很草率地与一个退伍的军官结婚了。这位绅士迫她立下一个又一个遗嘱，每一次的遗嘱都是对这位绅士有利的，当然就对德拉利没有任何好。直到有一天，在他家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当众宣布德拉利患了神病，并且把她锁在了地牢里。德拉利的财产理所当然归于这位退伍军官门下。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如此大，克莱梅西家族对此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把克莱梅西从痛苦与困境中解脱来。尤其是克莱梅西没有向法院提法律第217条所规定的在他们“婚姻存系期间，她受到了侮辱待、暴力威胁或者丈夫有外遇”这些事实，并举相应的证据，那么，她想要得到合法的财产是本不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克莱梅西家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还找到了有关金钱冲突一步发展的例证。一个堂兄弟宣称他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了60000法郎的遗赠，他以此为依据要求从这个家中分得应得的这分财产。还有一桩是发生在兄弟妹之间的遗产分割。他们都有嫡亲的父或者父女关系，但在一小小的遗产分上却斤斤计较、争论不休，最后走上了法。

最严重的冲突都是有关于遗产分的，这样的问题层不穷，矛盾不断。即使父母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比如平时给孩们礼，在临死之前就把一些解决方案定下来，也难于避免儿女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不幸的是，对财产的评估不能像算算术那样确。愿望、幻想、权力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纠缠在一起使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里尔的冯特奈城堡，布莱梅兄弟为了争夺遗产，一个个都拼命了；他们一个个诡计多端，有时还诉诸武力。这件事让兄弟中的老大朱尔斯到非常痛心，他后来不得不为自己的后代写了一张自己的财产明细表。想看

家生活（6）

更为过分的是，我们发现有些家成员甚至连放在亚麻布衣柜里的床单和被褥都不放过。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小事件对于家节约是多么重要，诺伯特？伊利亚斯将其称为所谓的“文明的程”。他们竟然吝啬到了连茶杯都不放过的地步，或者到了失去理的程度——放在图书室里的书都要撕成两半，好像这样才能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心态。父亲或者祖辈的去世反而成了孙争夺自己遗产和名誉的开始，成了他们行无休止争斗的开端，因此，某些人到不公平是在所难免的。当家争论公开化以后，没有人会不受到伤害，即使是最亲密的妹或者情厚的堂亲。情上受到的伤害会长久留在他们的心，久而久之，家人之间的亲情也很难再得到恢复。争论成了家成员们之间谈论和书信的主题，最起码在争论金钱的事务上没有规定默许的禁令。

通常，这些家内的分歧是秘密行的，外界唯一的见证人是公证人员，因为在家成员对财产分现重大分歧时，他们往往会请公证人作仲裁人。公证员在仲裁时面临的压力很大，尤其在乡村地区，因为财产的多少往往是一个家生存的关键所在。在沃当，许多小孩认为他们作为父亲主要继承人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捍卫自己这一特权的事情越来越普遍。到了19世纪末，这些小孩已经学会走上法而不再采取那愚昧暴的报复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他们这在公共场合大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