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袜子、内裤、剃须刀、领带等。我也送过她内裤、胸罩、泳衣、发卡之类的小玩意儿。我送的礼物非常廉价，都是夜市里的摊面儿上买来的，而且多半又是打了七至八折的。但柳迎风收到礼物后总是非常的高兴，小女孩似的，当着我的面就去试穿和试戴那些东西，还要一再的逼问我好不好看。我在情人节送给她一个由地摊上花三个钢崩儿买来的戒指，她兴奋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印我一脸的红唇。

我们说好住在一起时，要严格遵守aa制，但后来不知怎地她就变挂了。事实上，认真地想起来，是我先变的挂。或者这么说吧，aa制本来在外国是件挺光明和自然的事儿，一到中国来了就实质性的变挂了。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能够宽容变挂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的。我变挂也变得挺有理由了。开始一两个星期，我们还能够严格执行aa制，小白菜一块钱一的，她五毛我五毛；我买酱油她买醋……可是，床上需要一对枕头的事儿我们一直搁着，谁也不睡枕头了，我和她成了当兵的人了。柳迎风怕aa制给她食言，结果她实在是受不了没枕头的日子，自个儿买了一个回来。我心里忒不是个滋味儿，心想：荷，柳迎风，你怎么这么抠门儿了，你？！

我不高兴的时候就死劲儿地噌饭。柳迎风她不是不知道。第二天，她把那枕头又照搬一个一模一样的回来。我这才不使劲儿撑饭了。我也没主动拿一只枕头的钱给她。这一事件后，虽然她没明说“咱们把aa制给撤销了吧！”，但实质上是给撤销了。她买回来的一台新dvd机时，我问她花了多少钱。她懂我的意思，但就是不说。我又问时，她就又打哈哈不跟我提半个钱字儿。结果习惯成自然了，遇到她要上街或逛商店时，我常要她帮着带这带那。她怎么也不肯收这和那的钱。

柳迎风的收入比较可观，工作就是到这个艺术学校或那个影视学院去教学，偶尔也去某商场、某服装厂做做服装模特儿，都是按小时来计量薪水的。学校有公办的，但也有私立的。私立的学校都是有钱的主儿，所以到私立学校去授课，远比到公利的学校高出许多。柳迎风说她是公私并重。

我呢，目前还是学生，在人们眼里看来是个有前途有奔头的学生。当然，我也这样认为。说真的，我虽然缺钱，但是缺钱的时候儿也不多。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我是个学生，还没有真正的见识过大千世界的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所以还没有真正体味到物质带给人们的那种天堂一般的生活；二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及其独生子女的优势，还有中国父母与生俱来的刻骨的观念给我带来不少好处，连父母都认为他的子女用他们的血汗钱是天经地仪、堂而皇之的。相反，子女不用父母的钱，倒要让父母不快活或受到置疑；三是，我自已也算聪明，脑子灵活。虽然只在南京读某大学读过半学期的经济学管理，但头脑里已经对于经济及怎样创造经济有了清晰的认识了。也就是说，人在学会创造经济之前，必须要学会发现和认识自已本身就存在的优势。本身存在的优势跟很多东西有关，比如，所处的环境等等。我本身存在的优势是我的“身体资源”：英俊的外表，一副好听的浑厚而又带磁性的男中音，深沉与阳光完美结合的气质……我利用我这些与生俱来的“硬件”，解救了我偶尔出现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唱唱歌、或做伴舞、后来也被柳迎风介绍去给某些商场庆祝“建场xx年”之类的庆祝活动。当然，我还会写点讨小男人和小女们喜爱的小说和散文，诗歌之类的文字。老实说，写文字是不能够将一个处在“经济危机”中的人给拯救的。稿费只是一点补偿，是精神上远大于金钱本身的一种补偿。总而言之，我缺小钱儿的日子实在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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