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我的理解分级，是一从人的制度向法的制度转化的东西。有了一个明确的细化的格式化的标准以后，很多事情才变得清晰。无论哪级，哪门的领导，无论男女，老幼的领导，都不能用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一艺术作品的命运。从希望到结果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在改变。而这改变是真正让人欣喜的，比如最近有说到以后警察不能随便检查一个公民的份证了，说不能，实际是他无权力这样。这样的变化的意义我以为远远大于质层面步所带来的国家的变化。

一个天大的理由，并且人心。要禁一片，镜过多，或者吻戏床戏太过分，理由就足够了。至于其他，我们不好说。你在电影上脱，脱多少，脱到多少程度，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所以关于电影里的，我认为要立法不难。可以几，什么样的动作是不被允许的，这些都可以有非常的规定，可以拿尺量。问题是这样一来，其他较为模糊的东西，一下就摆到我们面前了。我们无法解决它。所以，还是扩展保护带，始终让与暴力站在前沿，这样就给禁与不禁在作上留下长袖善舞的空间。

荆歌：小帅的爸爸在家里充当了电影审查官的角。好在你似乎也并不听他的。要

王小帅：有一个情况发生在我家。我把一些碟片给我也是从事文艺的父亲看。他一直有一个在看过的东西上打记号的习惯，表示对这个东西的认同度。结果是，我认为的所谓有看的东西他都打着普通或不好的记号。这个东西我也基本得上诉的结论，即人人都有他比较自我的审标准。我在这时采取的态度一般是不说话或不争论，因为不会有结果。在家里还好，重要的议题不是这个，而是吃喝拉撒。把它扩大就有问题了。因为人们习惯凡事有一个标准，特别是对掌握话语权的人，就像度量衡。从上面讲的情况看，给形而上的事度量衡就很难。外国看来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发明了分级这个办法。我想到了“拿来主义”这个说法。就目前我们的情况看，各行各业已经运用这个说法多时了，表面情况并没有太坏。票是最典型的例。那么，电影事业，或更时髦的说法电影企业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运用这个理论了。要不然大家搞电影工作的人老搞不好本行实在有说不过去了。

阿赞：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是畴形发展的，权力和法律是脱节的，甚至法律是为权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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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鉴：在我的电影里，没有什么是不是禁区可言。只有我要拍的电影艺术品质是否达到了我的艺术理想。是否用影像的方式真正对人有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发现，虽然这个工作过程很艰难，我认为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任何所谓禁区的束缚都不存在。

阿赞：对于分级，首先，我期待！其次，我怀疑。最后，我无奈——荆歌：我理解阿赞的无奈。你的新片不就是遭遇到宣传门审查的尴尬吗？无法可依，没有尺度量，领导就是尺，这事儿总是麻烦。

陆川：当然分级和电影审查在绝大分国家都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对于成年人，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希望观赏的电影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回归个人，而不是在某一级政府机构。不应该是政府机构为成年人选择电影题材和类型。我理解的电影审查，应该是从德的尺度来划分，而不是从政治的尺度。

荆歌：小帅的电影也可以在国内公开上映了，这确实是一步。但是，从前你不能公映的电影，像《十七岁的单车》，似乎也并不是因为涉而被禁的呀。这里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立法，有法就有序，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哪些又是在一定范围内被允许的，这样电影人也就不至于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