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的方法来面对要说的故事和人。我思考更多的是世界第一部电影在100年前的《火车进站》，影像的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人，那么今天的影像观念能否会有革命性的再一次呈现出来。中国不需要生产一批电影垃圾。

王小帅：我拿家里说事。儿子天冉四岁，对好看的东西跟他妈妈惊人地一致，跟我相去有点不远不近，他妈妈就很是得意。我倒不沮丧，虽然常常是少数派。这个话题说明的是，既不能证明儿子天生对美的识别就是正确的（虽然有他妈妈而成为了多数派），也不能因为我是少数就决定了我对美判断就是错的（如果努力我可能也可以拉到同盟者）。同时也不能因为我是老大就断然否定儿子。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自尊心问题就剥夺他识美的权利。所以在家里这个小小的范畴里，可以初步尝试人人都有审美权或履行人人生来平等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如果扩大开来，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得多。数学就好办很多。如果他把七加一说成了九，我和他妈妈就比较容易结成同盟来剥夺他对这道题的解释权。这进一步说明，对相对抽象的美丑的认识，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很难，或直接说不适合由某个或几个人来定论。（不排除评论或攻击，但无权剥夺它的存在的权利）就算他们掌握大部分的话语权。

陆川：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把电影当作政治宣传的主要手段，这种观点已经影响了几代人近四五十年了，制度上让电影回归市场容易，但是在观念上，在一些决策者的内心深处，让他们真正心甘情愿地让电影归于娱乐行业，归于普通大众，解脱电影身上的政治宣传任务，我觉得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此外，越了解中国，有时候就越无法简单地去指责电影审查机关，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体的，有些改变显然不是仅仅一个电影审查机构就能够做出来的。

荆歌：我们都知道，伊朗电影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电影创作其实是有着很多禁忌的，尤其是在性这方面。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一现象呢？

刘冰鉴：这就是他们很关注人性，关注人的命运，电影对导演来说这不是一项为了吃饭的工作，而是本能地需要说话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最直接的方式，电影不只是这些材料和工序的堆积完成后的产品。我看到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已经成了组合他生命的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禁忌的话题对他来说都不是那么简单地庸俗地来理解和廉价地展示给观众。

中国电影大家早已公认，里外透着的就是虚假。真正从人性自身的那点来真真切切关照的电影我们也能数得过来。如果创作者还依然抱着扭曲的创作心态，急功近利的行为，那就别指望中国电影会有好的转机。做电影是个苦差事，一个电影人能守得住对这份工作的挚爱和良心，你的电影品质就会赢得更多观众。

王小帅：家里买了很多碟片，我想很多人都买的。不论什么都会买点的。专业一点的就会挑挑导演是谁。这个不谈。问题是，问题将来了。那么多碟放在橱里，小孩子在长大，现在还好，自己够不着，等哪天大了怎么办？就想，哪天要把这些东西分分类，哪些是他能看的，哪些是不能看的。哪些是可以看但看了没什么益处，哪些又是特别应该让他看的。想到这又想到老人。父母没事了，也可以看看碟的。那就再为他们也分一分，不一样的是，他们是成年人，孙子都有了，所以对他们不存在哪些能不能看的问题，而是哪些更适合他们看，替他们挑出来，省得浪费时间。有些太专业的东西索性就不在他们身上普及了。所谓因人而异。现在讲话叫定位。这个例子是不是有点接近对分级的比喻我不知道，只觉得有意思。小家亦如此，况一国也。

荆歌：电影审查制度，长期以来被认为严重制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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