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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抄写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bsp;“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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