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乐陶陶地认为自己与北大人无异。“边缘人”说得再好听也是“边缘”，名不正言不顺，就跟大家族的妻妾成群似的，妾再好、再受她也是妾，天生便是艳羡别人登堂室的命。

还有，我懂得了“夹着尾人”。

我再也不明目张胆地占教室前几排的座位，无论授课的教授多么令我痴迷、钦佩。因为我知，我是来“偷”的。在礼堂听讲座时，即便有空位置，不到响铃声拉起，我是绝对不敢坐的。我害怕再有一群北大学生满腹牢地说：“看啊，这些外来者把我们的地盘都抢尽了。”

以前，我还和一些光华学院的学生了朋友，可现在我对他们全敬而远之。我知他们矜持和气的笑容底下蕴着什么，我也知哪怕我掏心掏肺、哪怕我们亲若“兄弟妹”，在我没有拿到那张掌大的学生证前，对他们而言我永远是异类。我之于他们，只是一怜悯或是不一样的空气。当然，在我没有把他们忘了之前，他们便先把我给忘了。

张红总是去北大文史楼上自习，我开始成了她不折不扣的“跟虫”。

钱钟书曾经在《围城》中写：现在的大学当中，数理系的瞧不起化学系的；化学系的瞧不起社会系的；社会系的瞧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好自己瞧不起自己。

私下里，我认为，倡导“自由、平等”的北大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光华学院的教学楼、宿舍楼是北大最新、最明亮、最舒适的，光华学院的学生也显得格外趾气扬一些，其次是北大法学院。随着那幢崭新、别致的逸夫楼的建成，法学院师生们的笑容似乎也灿烂了许多（当然，随着近年理工楼等新教学楼的兴起，这些风光已经不再）。

据说，北大教授俸禄的差距也大相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看着光华学院以及法学院门前泊着的豪华私车以及文史楼前破破烂烂的自习车便可见一斑。还有，光华学院的教授们总是西装笔、风度翩翩，十足养尊优状，但我在文史楼见到的教授们却大多是不修边幅、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状。甚至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位矮小的老教授，歪着一个皱的鸭帽，着一件文革时代的蓝布大褂，胳膊上挎着一个我父母辈时的黑人造革包，佝偻着腰从办公室里走。若不是他鼻梁上那架断了又用白棉线绑起的塑料镜，我还真以为是乡里的穷支书了城。（事实上，可以说连穷支书都不如，简直就是时光倒！）

有时想想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北大中文、历史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史的翘楚啊！看来，“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即使残酷却是真理。

言归正传。

文史楼在未名湖畔，由梁思成设计，古古香，但毕竟上了年纪，里面冬冷夏，光线昏暗。桌椅也有许多破破烂烂、缺胳膊断的，搞不好，真的就像“大学自习室”的sh那样：幸好哥儿们我还练过，要不还不怎的瘘？！

真正的北大学生不来这里，于是这里便成了“北大边缘人”们的乐园。他们面带菜、蓬垢面、脸上挂着一梦的神情、肩上背着硕大无比的书包在堆满了考研书、试卷、磁带、录音机、大号杯、搪瓷饭盒的桌椅中悄无声息地穿行，有的状如骷髅，表情十分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