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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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前的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上的“”，他平时是不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记笔记、抄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糕的沈婷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见人就背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雅文化场所”，安静地去，温馨地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幽默呢？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你一个熊孩，讲什么吃穿？老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问题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发——大姑娘的长辫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影响，留了很长的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氓一样，跟长鞑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