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是不减于他佩服冠晓荷的。

他的很臭，因为虚，肝火旺，而又不大喜刷牙。他的话更臭，无论在他所谓的文章里还是在嘴中，永远不惜血人。因此，学校里的同事们都不愿招惹他，而他就变本加厉的猖狂，渐渐的成了学校中的一霸。假若有人肯一个嘴把他打校门，他一定连行李也不敢回去收拾，便另找吃饭的地方去。可是，北平人与惯了北平的空气的人——他的同事们——是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敢伸手去的。他们敷衍他，他就成了英雄。

日本人了城，蓝先生把“紫”改为“东”，开始向敌人或汉办的报纸投稿。这些报纸正缺乏稿，而蓝先生的诗文，虽然不通，又恰好都是攻击那些逃北平，到前线或后方找工作的作家们，所以“东”这个笔名几乎天天象两颗小黑痣似的在报上发现。他恨那些作家，现在他可以肆意的诟骂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都离开了北平。他是专会打死老虎的。

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对于女人，他只能想到。他的脸与诗文一样的不招女人喜，所以他因为接近不了女人而也恨女人。看见别人和女一块走，他上想起一些最脏最丑的情景，去写几句他自己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或文，发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是专为骂人的，而自以为他最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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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先生是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中的势力几乎比校长的还大。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都和他的量与模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量很矮，脸很瘦，鼻向左歪着，而右向右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他的诗文也永远写得很短，象他的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象他的眉。他的诗文，在寄去以后，总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还，他只好降格相从的在学校的报上发表。在报上发表了以后，他恳切的嘱咐学生们，要拿它们当作模范文读。同时，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与右便分向左右拚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离了本位，才放松了一会儿。他以为作家的成名都仗着结版家与彼此互相标榜。他认为作家们偶尔的被约去讲演或报纸上宣布了到哪里旅行或参观，都是有意的给自己作宣传与登广告。他并不去读他们的著作，而只觉得有了他们的著作才削夺了他自己发表作品的机会。他自己的心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而且象一样的清香。

蓝先生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圣哲与伟人，因而也就不去摹仿他们的风亮节。当他想起一位圣哲的时候，他总先想到圣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赶到想好了圣哲的大便也必然的发臭，他就象发现了一个什么真理似的去告诉给学生们，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对同事们，除非在嘴的威胁之下，他永远特立独行，说讨厌的话，作讨厌的事。他自居为“异人”。对瑞丰，他可是一向相当的客气。瑞丰是庶务。每逢他受蓝先生的委托买些私人用的东西，象巾与稿纸什么的，他总买来好的东西而不说价钱。蓝先生每次都要问价钱，而后还发一大议论——贪污是绝对要不的！尽是公家的一草，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拿！瑞丰笑着听取“训话”。听完了，他只说一声：“改天再说，忙什么？”于是，“改天再说”渐渐的变为“不再提起”，而蓝先生觉得瑞丰是有些理的人，比圣哲和伟人还更可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