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敢声。天安门的庄严尊傲使他们沉默，羞愧——多么面的城，多么可耻的人啊！

蓝东把事的绸条还在衣袋里藏着，不敢挂来。他立在离学生差不多有半里远的地方，不敢挤在人群里。常常欠起一脚来，他向台上望，切盼他的上司与日本人来到，好挂绸条，抖一抖威风。台上还没有人。吊起他的珠，他向四外寻，希望看见个熟人；找不到，天安门前是多么大呀，找人和找针一样的难。象刚停落下来的鸟儿似的，他东张张西望望，心里极不安。天安门的肃静和学生的沉默教他害了怕。他那比脑大不了多少的诗心，只会用三五句似通不通的话去幸灾乐祸的讥诮某人得了盲炎，或嫉妒的攻击某人得到一百元的稿费。他不能欣赏天安门的庄严，也不能了解学生们的愤愧与沉默。他只觉得这么多人而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一定埋藏着什么祸患，使他心中发颤。

学生们差不多已都把脚站木了，台上还没有动静。他们饥渴，疲倦，可是都不肯声，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小儿女们也懂得不应当声，因为他们知这是日本人叫他们来开会。他们没法不来，他们可是恨日本鬼。一对对的小睛眨眨的看着天安门，那门与门楼是多么大呀，大得使他们有害怕！一对对的小睛眨眨的看着席棚，席棚上挂着日本旗，还有一面大的，他们不认识的五旗。他们莫名其妙，这五儿的旗是什么的，莫非这就是亡国旗么？谁知！他们不敢问老师们，因为老师们今天都低着，中象着泪似的。他们也只好低下去，用小手轻轻的撕那写着中日亲善等等字样的纸旗。

学生差不多已到齐，但是天安门前依旧显着空虚冷落。人多而不闹比无人的静寂更难堪——甚至于可怕。在大中华的历史上，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在敌人的面前庆祝亡国的事实。在大中华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立在一而不一声。最不会严肃的中国人，今天严肃起来。

开会是带有戏剧的；台上的播音机忽然的响了，奏着悲哀郁的日本歌曲。四围，忽然来了许多持枪的敌兵，远远的把会场包围住。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在内——象由地里刚钻来的，钻钻的在四跑。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戏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只象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象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象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象傀儡而外，什么也不象。蓝东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绸条，会使自己全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似乎本没有理会他们。

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声机发言。由机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厚的红墙，碰到那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象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只象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听不到什么，也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作汉。

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