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浑都吃满了枪儿。于是乎，季小珊成了标标准准的匪属，她因没跟着保安团长上山当土匪，关押了几个月就被释放来。但是，一“匪属”的帽从此就一辈死死地扣在她的上。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更没有人为她说一句公话。她的容貌虽然姣好，但哪一个男人都不敢娶一个当过大土匪婆娘的女人为妻。厄运跟定了她，苦难伴随着她。省城里传遍了关于她的绯闻、谣言和轶事，说她会耍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她如何地了得，又是如何地了不得，说她的家族曾经如何富裕，现今又是怎么破败。总之，从此她就孤苦伶仃地一个人，过着永无之日的年月。熬到了八十年代，听到很多冤案得到平反，很多历史得以澄清。她鼓足了勇气，也走了信访办。当她泪满面、断断续续地叙述完这一切的时候，早已过了接待时间。我瞅着她那一双哭红了还在淌着泪的睛，的同情溢满了我的心。我决心要尽我的可能帮助她。几年来的信访工作已使我有了一些经验，如果仅仅只是一般地把她的材料转给有关门，那么问题的解决就会拖到猴年月，而我一旦转了材料，也便丧失了主动权。我问她带材料来了没有。她从衣兜里掏了厚厚一叠皱的申诉材料。我不动声地请她把材料留下，并说我会及时把她的事情向上反映。她充满希冀地望着我，在走接待室的那一刻，地向我鞠了一躬。没待我阻止她，她已掩着脸啜泣而去。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从未那么切地受到人是历史的牺牲品，我叹着偶然在人的命运中起到的神奇般的作用，我为季小珊的命运而颤栗悲哀。我细细地看完了她写下的二十多页的申诉。她的字迹娟秀而有骨架，如果她这一辈不是在从事底层的重力劳动中度过，她很有可能在什么领域一成就来。于她本人来说，至少也不至于如此遭罪。我在工作汇报中把季小珊的情况向长、向省政府的副秘书长作了详细的汇报。他们也和我一样，悲叹同情季小珊的遭遇。但是在叹之余，他们说，她如今要申诉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右派分，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在改正的同时还可以补发工资。她上这“匪属”的帽，只是惯常的说法。认真分析起来，保安团长确实是匪，她尽嫁他的时间不长，也还是匪属。况且没有任何人给她过这帽，解放后她没有任何单位，经济的补偿也无从谈起。再给她安排工作，显然她的年岁已大，不合适了。几十年来她就在社会底层中求生，她什么都过：看门、摆小摊、守电话、卖米粉、修鞋、补伞、捡破烂、送煤、卖恋豆腐果、送……但全都是临时的。是啊，长和副秘书长的话都有一定理。在季小珊的申诉材料中，确实也没写什么的要求。在她面对面向我反映情况时，她不也没提任何的请求嘛。她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可落实起来，却又是难以作的。我想一件好事，却不知从何起。苦思冥想中，省政府机关大院里的一条消息，发了我的灵。植树节要到了，原定计划，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到市郊阿哈岭参加植树活动，可那一天突然一个重要外事活动，省委冯书记要面接待，他就不能上几十公里外的阿哈岭了。但冯书记持仍要植树，办公厅就安排他到省委际的湖滨去植，那里正好有一排待的树，已经挖好了土坑，树也已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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