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一下，代完工作，在年底之前，就直飞来西亚。”“去那儿嘛？”“我要在我生命得救的地方，找到我生命的意义。我要报答救了我命的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和那些人们。”她的双辉亮丽，充满着希冀和憧憬。他瞠目结，不知回答什么才好。刚才他还自以为多多少少理解了她。哪知他对她仍是浑然不知。听着她的这几句话，他恍惚间觉到的，却像是当年红卫兵们发的豪言壮语。他转坐在床沿上，想站起来。她用力很大地扑了过来，一把逮住了他：“你想吗？”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平息了一下波动的情绪才征询一般说：“我想，累了整整一天，该回屋休息了。”“不！”她蛮地发一声吼，顺势把他扳倒在床上，又把脸贴上来，既像哀求又似命令般说：“今晚上，你哪儿都别去。”她上那清朗诱人的气息笼罩着他，他回应般抱了她。灯熄了。6102客房里，生命的洪在狂暴地、盛怒地泛滥。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十二时。他上海家里的电话响了，他以为是新千年的恭喜电话，起话筒来，电话里却没有声音。他正在奇怪，这是怎么啦？电话里响起了她的声音：“你好，给你送去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他一下听了她的声音。楼群外的鞭炮在炸响，五彩的焰火轰隆隆升向夜空，他只得将另一只手住自己的耳朵，才能勉听清她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她说：“我已经来到来西亚，一个叫普朗的小岛旁边，在一个儿童救助中心服务。这是一个没也没电的小?村庄——”?又一阵乐的轰响淹没了她的声音，他拼命集中力，也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当如的响声平息，电话已经断了。他不知她在哪儿打的电话，他也不知她究竟到了多久，他想知别后她所有的情况，但他什么都不晓得。他像她离开上海时一样，觉到一烈的、重的惆怅和无奈包围着自己。（发表于《上海文学》2000年6月号）  

引

孙以达是我在省城工作时调编辑的。那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找一个专业对的单位。他父亲是药厂工人，母亲是个供销社营业员，况且家在省城近郊，没什么门路。通过一位业余作者，辗转托到我这个主编。那一年，省城里恰好有一篇涉及婚外情、第三者的小说在争鸣。我就说，让小伙写一篇对小说的评论文章，我读过再说。嘿，他的文章还真写得不错，编辑理论组又正缺人手，他就调来了。人事约他来见面的时候，我一看这小伙长相很英俊，蛮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个称职的编辑，编过不少引人瞩目的好文章哩。说实在，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离开省城回上海以前调的最后一个业务而已，早就忘了。没想到，事隔多年，孙以达还记着这件事。这次差来上海，情地打来电话，一定要约我吃饭。我说饭就不吃了，你难得来上海，时间，不要错过了好好看看上海的机会，我请你夜游浦江吧，那是很值得一看的景观。克林顿、布什、施瓦辛格来上海，都看了灯光璀璨的黄浦江呢。他一听很兴，说他就是想同我聚一聚，有好多话要对我说，吃不吃饭无所谓。上了豪华游，要了两杯茶，坐在靠窗的位置旁，一边观赏浦东浦西光溢彩的风景，一边聊天。我细细端详着前的孙以达，发现他眉宇之间积郁着一怅然之，好像有什么心事。岁月不饶人啊，当年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如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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