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第34节：故乡给我一颗瓜子（2）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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