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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文昊在卡车上把一个处女给宰了”的消息在校园传开了。午饭后,辅导员吕少萍老师把我叫到她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吕少萍是我90届的师姐,她毕业那年我入学,平时关系很好,私下我不叫她老师,而是喊她大姐。她说上午杜慧珠和她交换了意见,要撤销我的职务,并给予记过处分。杜慧珠是系党总支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我一听,心里冷得像冰箱里的一块冻肉,完了,以后我还有什么脸见江东父老?我拿什么去追求我的梦中情人向丽玫?我问吕大姐,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她给我指了一条路:一是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二是晚上去杜老师家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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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哪里都没有去,我向李恳、罗海涛、江上舟借了1000元,按照吕大姐的指点,买了两瓶蛇酒和一条大中华,晚上送给杜中荣。中国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也很微妙,有些事情看起来很难,有些人办起来却轻而易举;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容易,有些人办起来却难于上青天。处女事件就这样被1000元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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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半个多小时到到达厅等候。人不算太多,我站在出口处的最里头,手扶栏杆,举目眺望,虽然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到,但我仍然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每一个出港的旅客。父母乘坐的航班准时抵港,同一个航班的旅客出来的差不多了,才看见久违了的父母的身影。父亲左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右手搀扶着母亲,他们步履盘跚,缓缓而出,看上去像进城务工的老农。我急忙迎上前去,接过父亲的蛇皮袋,把他们引上车。
父母已经年近古稀,活到这把年纪,过一岁就少一年。有时想想人真他妈的悲哀,就那么几十年,还不如一只乌龟,活着的时候,不是好好相处,而是不停地真争权夺利,斗个你死我活的,彼此心力狡猝,疲惫不堪。
父亲以前来过一趟广州,92年9月,他送三弟来师大读书。母亲则是第一次过海………海南人把来广州称作过海。在我们那里,人们最向往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有文化和没文化的,都能哼几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另一个是广州。这次他们来广州,首要任务是治一治母亲的风湿病,然后再带他们去北京玩一玩,了却他们的心愿。
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这种病像一条恶狗,紧跟母亲不放,不停地撕咬着她,20多年没有间断过。母亲和父亲同公社不同大队,两村相距3公里。母亲6岁时外公被日本人杀死了,她没有机会上学,是个文盲。18岁嫁给我父亲,她过门不久,父亲就到与我们村一江之隔的昌感县插班读小学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才回来。母亲含辛茹苦,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拔苗插秧等女人活她干,犁田砍材等男人活她也干,经常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不停地在田地、在山野里辛勤耕耘。母亲一共生了7个子女,但她似乎没有生女儿的命,她们一个个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有两个甚至还来不及给取个名字,就没了。在农村,生孩子跟到村口的厕所拉大便一样容易。女的产后第二天就下床忙家务,洗衣服、洗尿布,甚至到田头劳动。母亲就是这样把风湿病给惹上的。
我带父母去岭南酒店吃午饭。他们在酒店门口停下,看了看招牌,母亲用家乡话说,我们买菜回去煮,省钱,外面吃太贵。父亲也是这个态度。我想起高考前父母省吃俭用给我买一箱一箱的鸡蛋心里就一阵酸痛。我在到达厅等候接机时就啄磨着,一定要让父母在广州吃上最好的饭菜,让广州之行给他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让她回去有故事跟邻居讲。我点了木瓜翅、澳洲龙虾,还有他们特别爱吃的文昌鸡。买单时,当我数1200元现钞给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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