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骗总台服务员说，刚才上去的是我们单位的领导，他叫我给他送一份文件，请问他住的几号房？服务员将信将疑，打开玻璃柜里的电脑，问，叫什么名字？我报上诸葛校长的姓名，很快查到708房。我故意走进电梯，上到8楼再下来，然后跟站在外头的李恳他们会合。

不能用手机报警，用公共电话报警，查不出是谁报的警。打通110，由李恳来说。报警后，我们躲在宾馆旁边的围墙边，等待一幕好戏开场。过了十几分钟，两名警察开着摩托车赶来。他们没有走进大堂，只是在大堂门口和保安嘀咕几句，又开车走了。

军车在路上违章行驶，交警也不管。看来，太子宾馆藏污纳垢，警察也无能为力。报仇雪恨的最好机会，就这么流产了。

厅教育处原处长徐耀辉没有诸葛校长那么好彩。99年，机构调整，徐耀辉力保自己的处长之位，副处长张重天则竭力取而代之，副处长万山红坐山观虎斗。徐耀辉是前任厅长的得力干将，而张重天是现任厅长的老部下，双方争得你死我活，经常在办公室里拍桌子对骂，我说你有经济问题，你说我生活作风不检点，但双方都举不出实证来。有一天，徐耀辉带两个在省府当处长的朋友去南田监狱参观，返回广州途中，取道去z市看望担任公安局局长的同学。用过晚餐，局长请他们桑拿，并派两名干警把守。他们在贵宾房里享受小姐的温柔之躯，没想到省扫黄专业队从天而降，逮个正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省府两名处长双开，徐耀辉从正处降为副科级，发配到全省最偏僻、待遇最差的双岭监狱当教育改造科副科长。据说这是一起政治事件。张重天举报的嫌疑最大。徐耀辉降级使用，张重天在一边偷笑：教育处处长之位非我张某人莫属！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被视为胸无大志，缺少处长竞争力的万山红，出人意料地被宣布为新的教育处处长。真可谓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张重天黯然神伤，打起背包，到四水劳教所当政委。虽然远离广州，但总算弄了个正处级，也可以聊以自慰。

断点41（1）

下班前，校文学社黄彦找我，请我下个星期二下午给文学社上讲座课。去年五四，学生会宣传部牵头，成立文学社，聘我当指导老师，名曰顾问。文学社成立一年多，我这个顾问既不顾也不问，既然社长出面，作为指导老师，我没有理由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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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我是学院文学社社长，著名作家赵剑南教授是文学社顾问。那时，我是个执着的文学爱好者，读诗、写诗、谈诗，成为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葛老师很忙，但每次请他讲课，或者让他帮我们请其他作家来校讲课，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作为华海大学的学生，你可以不知道学校的党委书记是谁，但很少不知道华海大学有个赵剑南教授。他的才学、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一届又一届学生。

黄彦给我的题目是当代女性诗歌评析。时下的诗坛，女诗人比男诗人多。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喜欢诗歌的，也是女多男少。我真正尝试文学创作始于92年，其时赵老师给我们上当代文学课。从那年5月发表第一首诗歌，至今已过去10年。期间写过诗歌、散文，自费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个别领导、同事对号入座，惹了一些麻烦，此后不敢贸然写身边的人和事。

我和黄彦交谈过程中，钟丽萍不失时机地给我戴高帽、擦鞋子。她对黄彦说，文主任是个作家、才子，是学校的一支笔。文主任给你们文学社当顾问，是你们的荣幸。钟丽萍怪声怪调地往我身上贴金，听起来显得很不自然。她问黄彦，你有没有读过文主任写的长篇小说《悲情的习惯手势》？黄彦面带愧色，轻轻地摇摇头，说，没有。其实我那本书根本没有上书店的书架。印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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