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据说，她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学过诗词曲赋，工于泽东诗词、语录，但是由于一直没工作，也没人知她的姓氏，这一带的人都随着瘦老儿的姓氏叫她“何大妈”。她大约五十岁左右，有着晒成古铜的肤，着一副黑塑料框的近视镜，镜片奇厚；她睛看人时凝重而怪异，时而呈游离状。听了她莫名其妙的话，我觉她的神经一定不是很正常。她又说：“这儿没坏人，我瞧推房的那帮人，才呢！”

何大爷以目制止了老伴的唠叨，狐疑地问我：“您是薇洲公司的？还是房地产公司的？”

我摇摇：“我只是要找那个叫方洲的钉。就是总把陶渊明‘怡然自乐’挂嘴边上那个人！”

何大妈不再回答我的问话了，突然大、直了双，叫一声：“我要申冤！你们凭嘛推了我的屋？”

“人家说你是违章建筑！”何大爷嘴，他不让老伴开了，悄声对我说：“别怕，她神有一丁儿病，不会伤人！”

见老伴没听到他的话，便又悄悄问我：“您是取光盘的吧？方洲倒是告诉我，让我把一张光盘给一个来这儿踅摸他的女孩。”

“光盘？”我倒莫名其妙了。方洲怎么会给我光盘？一定是这对老糊涂搞错了。我再怎么痛恨方洲，也不想冒充另外一个女孩，来骗人财，何况只是一张小小的光盘。

何大爷见我不说话了，便主动问我：“您是不是总在这儿遛弯儿？是不是就住北边儿的银行宿舍里？”

我了。何大爷见了，赶蹲下，从扔在瓦砾上的破布包里摸一张光盘。那张光盘被一层薄薄的塑料薄包裹着，在夕的照下奕奕的闪光。在光没照到的地方，我依稀发现了几血迹。

何大爷补充：“晌午，洲不准那帮人推屋，被暴打一顿，脑袋都让人给啦！而后，公安局来了人，把他们都带走了。现在，放来没？我俩还不知呢！”

我接过光盘，发现在塑料包装上面，除了几斑斑血迹，什么也没写。我忽然对方洲有了几分好奇，脱而地问：“方洲到底是啥人？”

我的话音还没落，远突然传来了警笛的嘶叫声。远远地望去，有两辆蓝白两的桑塔那轿车呼啸着向这边赶来。这一定是我打110报警奏效了，一同帮我对付方洲的人民警察赶来了！我没多思索，急忙装了光盘，赶沿着坎坷的来路逃跑，兜里的土也被我连同手绢一块儿扔掉了。我不知现在除了落荒而逃，还能有什么办法避免前的尴尬：我这不是成了愚专政机关，走到人民警察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说起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农银行储蓄所一般员工（这个我厚着脸、委曲求全而谋来的岗位），虽然工作在地闹市区的楼大厦里，坐在明窗净几的柜台后，其实，工作的质远没银行华丽的外表来得辉煌，简直就像一个名为“大”的小飞娥，只能远看，不能近闻，而且其工作的辛苦不亚于“大”的臭气，让人一心要远离。像最普通的老员工们一样，我每天一连八个小时像个机械人一般无休止的钞，几乎没休息的时间，也没休息的地方，此外，与老员工们不一样的是，我还要不断地忍受同事们好奇的神和不断的盘问：

“分行？一个多好的单位！你为啥不在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