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升任省委副书记，主办公厅工作，他跟随调到办公厅，顺便上了一个台阶，因为组织的副长到办公厅当长是很顺溜的事情。官至副秘书长的时候，副书记调到北京，靠单线求官的路算是结束了，重新构筑新的关系，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省委正副秘书长有八个，副书记走后不久，秘书长之间重新行了分工，原来主农业的姜和平分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吃喝拉撒睡和省委机关家属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夹着尾了几年人，和她妈一样聪颖的姜和平开始谙官场，又发现这里其实是最不讲规则的，可以指鹿为，把白的说黑；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里文化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她只是华丽的包装和虚伪的外壳。于是，他照规则又不讲规则，开始走了官场。讲规则时，他从小事起，上班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为副长添茶倒，为长打扫办公室，即使就是对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应，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跑前涉后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当，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碑。不讲规则的事情，他也已经轻车熟路地运作起来。组织虽然不大，但长可算是大官，一般的长轻易和长都说不上几句话，姜和平绞尽脑寻找突破，里发东西，他主动帮办公室里的同志送到长家里，发现长夫人属于很随和的那类型，还经常在省委家属院门买红薯，他就在街上买了一袋红薯，扛着了长家里，对阿姨说红薯是家里自产的。长的儿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长家里所有的活计，但他从来不在长在家的时候去帮忙。结果，一个迂回战下来就打了个大胜仗，里新成立宣教，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长。

过得真不容易呀，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政坛里再努力一把。

如果说当初上大学就对政治抱有远大志向的话，那还是受生产队长、公社书记们在上的地位所影响。姜和平的母亲自幼聪慧，是方圆百里的俊女，苦于家生活困难，她没上过一天学。每次赶羊上山路过村里学校的时候，她总要驻足几分钟，慢慢形成了习惯，竟然也和学生们一样背会了许多课文。到了媒婆上门的时候，面对多少好家景、好劳力、好人样的后生，她一个也看不上。家里人把她急后，她才红了脸说，她什么都不图，就图找个文化人。可山大沟的，全村里也没有一个能把小念完的后生。她的婚事就这样撂着。也许苍天真的有，一场反右斗争把省城里的右派送到了村里改造。一个崇尚文化的山村女和一个真正的大文化人，就在黄土坡上演绎了风雪月的浪漫故事。“翁失，焉知非福”，这个寓言恰当地注解了他们俩人的故事。姜和平生几个月时，右派父亲在劈山造田的工地上被炸死了。他死得非常惨烈，血横飞的尸是他那崇尚文化的婆姨一块块拼合殓的。从此，她的心随着文化人走了，而还在，儿更要生存。幼小的姜和平懵懵懂懂地看着母亲上变换着队长、主任和公社书记，从而过着今天吃块豆腐、明天吃只的令同龄人羡慕的生活。母亲期盼他成为文化人，而逐渐懂事的他更想离开这个令自己耻辱的地方，因此他拼命地学习，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里越走越远上了省城的大学。他是带着仇恨和艳羡的矛盾心理走机关的，在组织工作的几年里，他明白了官场是最讲游戏规则的地方，尽说大家都互相称呼同志，其实这里面等级是最为森严的，要比封建社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文件规定，但事对副长、副长对长必须毕恭毕敬，资历浅的必须对资格老的俯首听命，这里像一座金字塔一样，上面的少数永远压迫下面的多数，新来的，你就是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