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她着几乎看不见的小鼻，尽量把那张小嘴抿到最小，弯腰曲背地来了。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应该揪住自己的发，把自己拎起来，于是，就两手用力地抓住脑袋，像是示威一般来到了女主人的床前，叫：“啊，常姨啊，你大人大量，就那个饶了我吧，就请你饶了我吧。”她极力要表达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可是，语气却是那么怪，好像，她是背别人教给的台词，而那些词，没一句是她所喜的。常姨啪地一拍床板，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她张大嘴，像是要把屋里的空气先去一半，厉声：“我早就知有这么一天，你得害了我。废话少说，赶领了这半月的工资，给我远远地着，一边啦扇着去！你要是再胡搅八赖，我就把你送个地方去，判你个谋杀罪！”吓得那保姆再无法表演，转朝着众位姑娘和姑爷，要说什么，最后，只好捂着脸，用小鼻着气，跑掉了。

“从今天开始，你，就别走了。”常姨对凤友说，一脸的严肃，沉沉地往下耷拉着，好像，她最不愿意作这个决定，好像，这是因为凤友着，她才不得不这样说的。“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的保姆吧！”

原来，洋房里住的是一个大的家，至于多大，凤友一时倒搞不清楚。那个半夜送他回来的人就是房主，外人都叫他常书记，一看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只是，他尽量少说话，少笑，少作任何特殊的表情，因而，他在这座洋楼里的影响力，远不如凤友开始伺候的这个“常姨”。实际上，这个长年痪的女人，主宰着这个洋房里的一切，包括每个大小人衣住行、喜怒哀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家人的命运。两个嫁的女儿和女婿都住在这里，各占去了三层楼的两个房间。小女儿和父母住在二层，常姨与常书记住东，常红涛一个人住在西，是小洋楼中最小的、也是最有特的一间屋。她的男朋友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来，平时总是她一个人静静地呆着。

凤友担当的所谓“保姆”，不过是推着椅送常姨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当然，大都是在楼里面转，使她可以随意发挥想象，指挥别人的生活。因此，实际上，凤友成了她的一双。凤友从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像此常姨这样，有这么烈的表现，这么大的预生活的态势，这么不可遏制的把自己意志加给别人的决心。她每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楼上楼下地跑，咐吩。财厨照她的菜谱菜，杂工她的意思打扫屋、清洗地毯，女婿们向她汇报一天的工作得到新的指示第二天如何去领导一个.—单位，理一个公司。每天都有护士来看护她，却很少能照自己的意愿给她服药、打针。她只要一觉得有了些力，便两条长长的睛闪着灵光，把医学和她所知的医生们骂个一无是。她的两个女婿，老大是省电力公司的经理，老二是省外贸办的主任，平时跟他们的岳父一样忙，很少有机会跟常姨见着面。这样，常姨的主要力，还是放在了对自己的三个女儿的指导上。

大女儿原是市委宣传的，自从生了孩以后，一直休产假，休到现如今也没有上班的意思。二女儿是省歌舞团的演员，由于文艺界的不景气，那个团所有的人上山的上山，下海的下海，她也就回到家里，说是要等着机会一笔大生意，而实际上，每天大分时间都是打电话，在闲聊中悠然地度过来。三女儿红涛正在复习，准备着考。她今年考了一次，没有考上她所报的最志愿，因而，更定了一定要考上北京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