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坏消息，周炳就哭了。戏正演到半拉子，因为这里马上要开紧急代表大会，不能不腾地方，只好临时宣布停演，一下子戏场里的秩序搞得很乱……

每一个广州人恐怕到现在还能够回忆起来，在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到一千九百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这七个月里面，他们经历了一次多么严重的精神上的混乱。在早些时候，他们曾经这样想过：所谓进行一次国民革命，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家一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应该采取罢工、罢课、罢市的方法，甚至不惜最后诉之于战争。他们可能想得过于天真了一些，过于简单了一些，过于直线了一些，然而他们是真正热情地这样做过来的。有些人，比方说像区桃，就是在这种信念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距离区桃被帝国主义者阴谋杀害还不到两个月，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人暗杀了。这不能不在人们的精神上引起极度的混乱。区桃被人谋杀，那是容易明白的。至于廖仲恺先生，他是意志坚定，热情澎湃，精明强干，为人们爱戴的革命领袖之一，为什么要谋杀他呢？谁谋杀他的呢？怎样谋杀他的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期间，谁也弄不明白。因此，在这七个月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国民革命到底要往哪里走。人们问道：国民革命还干不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还要不要？军阀还打倒不打倒？帝国主义还打倒不打倒？省港大罢工还要坚持多久？谁领头来办这一切事情，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胡汉民，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

诸如此类。

九月二十日，当事情发生了一个月之后，在张子豪家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也在谈论这些问题。张子豪自从当了连长之后，把旧房子退掉，另租了一幢新洋房的二层楼居住。这里是朝南的一厅三房，十分宽敞。旧的家具都卖掉了，换了全新的藤制和杂木家具。他和陈文英都换了新衣服，他们一个七岁的男孩子叫做张纪文的，和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叫做张纪贞的，也都全身上下换了新衣服。连招待客人的“雅各”牌饼干，“新基士”金山橙子，伦敦制造的杏仁奶油糖果，“斧头”牌白兰地酒等等，也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家人是刚从别的星球来到广州似的。这天，张子豪、陈文英夫妇做主人，客人有李民魁、陈文雄、何守仁三个人。李民魁到得最早。六点钟吃饭，他五点钟就到了。到了之后，他结结实实地把张家的每一样事物恭维一番，然后说：“老学长，你这里的的确确象征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什么都是新的。但是我希望你那颗伟大的良心，还和从前的一模一样。”张子豪感慨地说：“那怎么变得了？我如今虽然投笔从戎，但是我还记得咱们刚毕业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在三家巷里的那一切，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儿。”李民魁说：“是呵。那时候，咱们都是多么天真可爱的人！算你有见地，你找到了一个盖世英雄的蒋校长。可是我呢？我该投奔谁呢？唉。”张子豪说：“怎么，你们陈果夫、陈立夫两位老板腰杆还不硬么？”李民魁又叹了一口气道：“嗐，那还是不定之天。咱们姑且走着瞧吧！”没多久，陈文雄跟何守仁也都来到了，大家一道入席喝酒。酒入欢肠，大家都兴高采烈。张子豪举起酒杯说：“这几年来，我想过许多事情。不能够说我没有一点心得。我们座上有共产党员么？我想没有。那好吧，干了这一杯再说吧。”说到这里，他停了一停，望了一望大家，大家都说没有共产党在座，于是干了一杯。张子豪做了一个虔诚的姿势，两手交叉着放在前胸上，说：“工人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农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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