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如果遇见船上的级船员，他们就要从板上被赶下来，为了他们动作快一些，后面还要挨一靴。

“一个人只要肚吃饱，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里活生生地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板上下来；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纪律严明的神非常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零活儿。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上的许多筐桔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蹦。”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浪汉给一个独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浪汉并不吝啬，谁手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汉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儿都用到了。汉彼尔开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汉彼尔上住了，你可以看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走开，好象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