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鸡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插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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