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照过来，蔡雨霏静静地坐在沙发那一看着我。我并没有抬，却知她正看着我。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

快完稿时，她问，“你很喜画画？”

我。

她轻轻地微笑着。

我问她，“那照片上是你吗？”从一坐下，我就注意到茶几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张三人合影，中间一个穿着白泡泡纱裙的女孩，看上去才十三四岁，垂着两个辫微笑着，额前铺着密的刘海，她左边是一个中年男人，右边是一个穿着西服的少年，看上去神采飞扬，他的手搭在女孩的肩膀上，两个人的神情里有亲密无间的默契。

“是我。”她说。

“旁边的呢？”

“那是我爸爸。”

“另外一个，是你哥哥吗？”

“不是，”她平静地说，“是我爸爸一个好朋友的儿，我和他一起学钢琴。”

“他现在呢？”

“在奥地利学音乐，”她回答，“他叫陈朗，钢琴弹得非常好，那次他去省里表演，弹的是李斯特第二协奏曲。”说话时，她的睛里透一神采。

我想起不久前在她家信箱里偷看到的那封来自国外的信，手里的铅笔微微一抖，小狗的尾梢不听使唤地打了一个弯。

黄昏将至

但也许是下午时光的静谧安详，蔡雨霏继续往下讲，断断续续地，她的声音轻轻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像是沉浸到了回忆的片段中去。慢慢地，她脸上全没有了前几回见面的约束，换上单纯明朗的表情。她的发梢微微有些枯黄，衬托得脸格外苍白，夕在发间上了一层细细的金边，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几乎有像个洋娃娃。

“那架斯坦伯格钢琴，不知他们有没有卖掉。”她最后这么说，喃喃地。

“你爸爸还在那个学校吗？”我问。

她摇摇。

“那他……”

“他死了。”

“怎么会？”

“车祸。”她温和地回答，那一刻，突然如梦初醒般看看我，脸慢慢黯然下去，不再说话。

不知不觉，黄昏将至，窗外楼下两个路过的老太太相见甚，寒暄过后，翻来覆去地抱怨价飞涨土豆居然卖到两块一斤买个蹄膀了四十块钱，大概两人耳朵都不灵了，声音大得离谱，飘上楼来，有忧喜掺半的市井气，仿佛她们的世界里，醋溜土豆是天，红烧蹄膀是地。

“你一直跟着你妈妈？”我忍不住问。

“不是我妈妈，是我小阿姨，”她回答，“就是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妹妹。”

“那……你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