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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洗澡的时候，我见过弟弟的小。那时在我里，就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我的班主任姓金，教语文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很大的很壮的女人。脸上有微微的雀斑，发是自卷的，细细的，永远用两个特大号的黑发卡把发别在后面，因为发少，发夹像是在里一样，远看像是一团黑线着两细纤耷拉在上。两个大由于很少穿内衣（那时候我当然不知什么叫内衣），下面垂得都快到肚脐了。说话说久了的时候，常常有白唾沫挂在嘴角，为这事，我上她的课特别累，因为我一看见她说话，就在下面帮她吞，一堂课下来，我累得躁的。她对学生很凶，换句话说对学生很严格。她喜站着训人，两手叉放在前，夏天的时候，透过白的确良你可以看见被手臂压扁了的两个大，像两个压扁了的白馒，两条使劲地站立着，因为是弯的，并且有些内八字，所以远看的的确确像个圆规。那天就是，一节课还没上完，她先把小明叫到了教室的外面，大概十分钟左右后，我看见小明哭着来了，我明白了一切，当时我只想小明卖了我。果不其然，金老师随后又把我叫了去。从小我就是好汉一条，没哭也没着急，金老师问什么我就承认什么，一句话，无所谓。证实我和小明的事之后，金老师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念了一段泽东主席的语录，……要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尚的人……因为我和小明总是在学校附近生产队养的草棚棚见面，所以同学们以后都叫我“草棚棚”。本来那时学校里的男生女生都互不来往，再加上像我这样“脏”的人，最后连女生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绳、扔沙包了。那以后经常我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放学回家。这事也不敢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心情象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孤伶伶地飘在天上，这只断了线的风筝一直飘到了我中毕业离开家乡上了大学才彻底没了。

那时候吃的零也很少，天天吃的是那两分钱一个的“搅搅糖”（“搅搅糖”，可能是这么叫吧！我到今天也不知这两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么写的）。它是一把红糖放一个小锑盆里，在火上一直熬，一直熬到把红糖变成了羹的小小吃，然后卖的时候，再用两个小木一搅，就成了一个“搅搅糖”，和今天吃的“糖”可能差不多。在我的记忆中，小镇上卖“搅搅糖”的永远是个瘪的小老太太，瘪着嘴，一笑也不笑地坐在自个家的门。那时候除了我父母单位住的是大院里的楼房外，镇上的房很少有楼房，几乎是清一的平房，那平房和北方的金都的平房不一样，临街的那一边几乎全用木板折叠拼成，年岁久了以后，那木板的颜都成了那棕黑。那个卖“搅搅糖”的老太太，自己坐在房里，从来就只开一扇小门，把火炉放在门前，一坐就坐一天，因为那火是微火，所以那糖像一辈也烧不似的。我们小孩上学下学，都喜去

弟

小明是我妈妈单位医生的儿，和我同班。有一次，我让小明给我看他的，他不让，最后达成条件，他给我看他的小，我也给他看我的小宝宝。我们几乎每天看一次，虽然我们很小，但那时候的教育和周围环境告诉我们这不是件好事，所以常常我们就躲在附近生产队专门给存放草的草棚里偷偷看。看的动作也很简单，小明把叉脱下来，拿小给我看，看完以后，我也把我的小裙撩起来给他看，因为总想知那东西是一天天长大了还是一天天变小了。没记错的话，我们互相摸都没有摸过。那年我七岁，这事最后还是被一个同学发现了并告诉了班主任，我成了学校最脏最坏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