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2）

如果我在俄罗斯弹奏，我将在钢琴侧面的窗外看到《静静的顿河》中呼啸而过的哥萨克骑兵，格里利挥舞着战刀冲在首列。他们只能向千里冰封的大地、与冰雪浑然一的天空冲锋。十月革命的怒火激了每一个人民，但他们的敌人却早已不在前。在这个背景之下弹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本也是一忧郁。

我对这样一个学校倒也没什么怨言，因为它总比附近那些耸云的现代化建筑更适合人类这小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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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上午，天黯淡，我又起晚了，只能抱着碰运气的态度来到琴房。

我只能在北京近郊的师范大学里混日，呼着二十一世纪的空气，每天穿着颜无法辨认的帆布外，双手在兜里，叼着一颗香烟，饿了就吃，吃完等着下一顿饭。师范大学是由十三栋一般矮大小、一般颜、一般毫无建筑风格可言的小板楼组成的，楼与楼之间距离也是一般远近，恰似一手麻将牌——而且是永远也无法“和牌”的麻将，因为地有限，没再建第十四栋。麻将牌们的东侧，是一没铺草的足球场，夏天沙土得能熟，冬天飞沙走石。草场和麻将楼之间，分隔着一条林，旁满哨兵般的白杨，每逢三月，杨飞起，路上的人便此起彼伏地打嚏。

我站住脚，侧耳聆听，但那人想必无所事事，随即又换成了莫扎特，然后又是门德尔松。每支曲都弹了不到一分钟，就上开始了下一支。我丧失了耐心，下楼门。

我说：“没找到。都排满了。”楼上那位还在走观地换着作曲家，已经换到了赫。他果然弹

师范大学的琴房很张，用于练习钢琴的只有一间。要弹钢琴的人先来的先用，后来的只能等着。这样一个规矩迫大家想尽办法早起，甚至有人天没亮就钻琴房，在那里先补一觉，吃完早饭，然后才练琴。我也想早起，但我上铺那位仁兄力过人，晚上睡不着觉，不免翻来覆去，在我嘎吱嘎吱响个不停，直到实在不耐烦，才前功尽弃地叹一气，愤然手一下，然后登时鼾声如雷；此时已经夜里两多钟。我既不能劝他不手又不能劝他早儿手也没兴趣先他一步手，只能服从他的生钟，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于是总占不上琴房。

到了门烟的时候，却听到后噔噔噔的跑来个人：“小！”我回过，看到尹红手扶着漆斑驳的门廊，微微气。她是我的同学，学小提琴，喜门德尔松；长得还算清秀，不过下有“地包天”，睛又圆又大，却是单；也幸亏这两，否则她的脸就没什么特了，可以忽略成一块白板。这姑娘老盯着我看，盯了一年了也不说儿什么，大概认为自己的睛会说话。得我都没机会回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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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弹奏的将必然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一百多年前，那些作品写成之后，立刻被装了糙的纸信封，信封上写着作曲家的全名：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被撑得如同怀胎十月的信封从此开始了漫漫旅程，穿越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大地，寄给远在意大利乡间的梅克夫人。梅克夫人听后，下几滴泪，再给柴可夫斯基寄上几千法郎。作为一个有钱寡妇，梅克夫人有着格外丰富的泪，也有着格外丰富的法郎，她用这两样东西去换近两千万平方公里的忧愁。这件事情本就是一忧郁。

果不其然，我在走廊里就听见有人在弹琴。那人弹的是贝多芬二重奏中的钢琴声，手法华丽，但听起来弹得心不在焉，好像微风扫过湖，连波纹也没漾起。因为弹的不是东欧作品，我对弹琴人没有好，转想走。那人却停了下来，弹了两小节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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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忧郁，则是“如果我在弹奏”。我本不可能到俄罗斯弹奏，也不可能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她依旧盯着我说：“你也来找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