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只有生活无计的人才去当兵，不仅素质无法保证，而且多数人是冲着军饷而来，靠军饷养活自己和家人。发军饷是即中央财政的职责，但明末中央财政匮乏，虽然年年加征用于平辽的“辽饷”，但许多被冒挪截用，集中到了皇帝和贪官污吏的私家仓库中。此时欠饷已逾四个月，士兵哗变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兵备副使郭广到后，亲自保护毕自肃，并收集了抚赏和自己朋友的两万两白银发给士兵，士兵们仍然不满足，郭广又向商人和百姓借贷，凑足了5万两白银，哗变的士兵才散去。毕自肃上疏承担了罪责，走到中卫所，自缢而死。

八月初，袁崇焕赶到山海关，听到士兵哗变的消息后，即赶到宁远和郭广密商，宽宥了鼓动兵变的首领，准许他们立功赎罪，只惩罚了几名哗变的从犯，同时斩了明知兵变而不及时上报的中军，将兵变平息下来。

但朝廷的军饷依然没有发下。袁崇焕上疏朝廷请饷。崇祯一听要发内帑之银作军饷，很是不悦，又不好明确拒绝，召集群臣商讨。吏侍郎周延儒奏说：“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地军卒动辄鼓噪，其中必有缘故。”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聪慧，很有才华，20多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三年（1630年）为首辅，年仅36岁。为官机智慧，善于察颜观，曾得崇祯帝重与信任。崇祯六年（1633年）他被政敌温仁排挤罢相，后又重新相，最后以兵败被自缢。

罗雀掘鼠是唐代张巡的典故。安史之时，大将张巡被安禄山围困在睢，苦守月旬，军中绝粮，兵士只得张网捕雀、掘捉鼠来充饥，仍守不屈。周延儒此时提这一典故，暗示袁崇焕有以兵变要挟的企图。崇祯帝颔首会意，但也不好发作。

此时，锦州和蓟州的兵士再次哗变，袁崇焕又上奏促发饷，直接提“军鼓噪，请发内帑”。崇祯见袁崇焕接连上疏，颇为不满，当着群臣的面怒：“将兵者果能待属如家人父，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他认为，将帅如果能对待兵士如父、家人一样，不说没有军饷，士兵即便饿死也不会吵闹。

但不怎样，军饷还得解决，中央财政空虚，皇帝不肯发内帑之银，最后还是周延儒献策：“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意思是，以粟充银两发兵饷，崇祯也发了些内帑之银，以示对袁崇焕的倚重。兵变得以平息。

袁崇焕罢官家居时，皇太极逐渐稳定局势。他见最棘手的对手已去，趁机降服蒙古诸，并弃称汗，堂而皇之称皇帝。袁崇焕回任后，因为兵变，军队有待重整，无力开战，打算重新借和谈以为缓兵之计。他致书皇太极说明此意。袁崇焕提和谈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皇太极对袁崇焕的复很警惕，当时的形势对满洲并不利，如果错过这一议和时机，袁崇焕挥师北上，自己很可能难以阻挡。皇太极也打算利用和谈化自，巩固辽沈，富国兵，时机一到，就可“破竹长驱”。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提议积极回应，显示极大的诚意，表示甘愿称汗，自居为明朝藩。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八封议和书信，其中给袁崇焕的六封，给明朝诸大臣的两封。他提的议和条件一是划定两国国界，二是明朝给后金铸造金国汗印，三是讲定修和之礼数目。袁崇焕回书说，和议之事“非一言可尽”，必须上奏朝廷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