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手，胡瑞澜对杨、毕连夜行熬审，并施用酷刑。杨乃武、葛毕氏支撑不住，只得照原供诬服。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七审结案，上奏皇帝和皇太后，此案无有冤滥，拟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同谋杀夫罪，拟凌迟死，杨乃武以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又以作假呈词京控，罪加一等；钱宝生拟以私卖砒霜致成人命罪，拟杖八十；王阿木以令钱宝生递悔呈，又为叶杨氏作保京控，与王廷南、姚士法等拟杖八十；杨恭治、吴玉琨等为杨乃武呈作证，递公禀，因不知杨乃武因谋命情事，与并未通之何芳，并未诈赃之阮德，均不予追究罪责。

写结案报告时，因案件经多人审理，案犯、证人所供各不尽同，甚至前后矛盾。胡瑞澜在奏折中陈述案件大概时，费了一番心思，极力将案中矛盾之雕饰圆周密。如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说该日杨乃武在葛毕氏房内调戏，被葛品连撞见，杨逃避，葛品连向葛毕氏盘问实情，殴打妻，邻居前来劝解，葛品连借说是因嫌妻腌菜迟误吵闹；另一说是葛品连因腌菜迟误殴打妻，葛毕氏自剪其发家为尼，杨乃武听闻后前往探问，走到葛家门见房内人多，没有去就返而回。两说法差别较大，胡瑞澜经过思索，将之整理为“该日虽为腌菜迟延争闹，实为与杨情引起”。又如沈喻氏怀疑儿死因盘问儿媳一节，其说法也前后矛盾：先是说儿媳拒不招认谋毒情节，后又说从儿媳中盘与杨勾结谋毒情形，前后说法不一。胡瑞澜在上奏中则称：“葛毕氏初则言语支吾，继称杨乃武给火药。”如此等等，使整个结案报告看起来天衣无，足为定谳。

胡瑞澜针对这些事件行了不辞劳苦的调查，结果查明杨乃武申诉材料里所列的这些事实本就不存在。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并不叫刘翰，而叫刘海升，已经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回到天津本籍老家，案发时并不在余杭。胡瑞澜还查明，杨乃武家人的不少法令人起疑。如他们去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家中跪求沈喻氏撤回呈诉，去仓前镇迫“钱宝生”取回原供结。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来。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三（4）

尽如此，因才力所限，胡瑞澜依然没有抓住案件的关键心所在。他没有从案件的源抓起，而是针对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展开调查，经过废寝忘、夜以继日的劳作，果然发现了申诉材料中的大量造诬陷之。如杨乃武在申诉中说葛品连之所以搬另寻租，是因杨乃武告知葛品连葛毕氏有不轨行为，致葛毕氏遭到丈夫殴打，从而对杨乃武怀恨在心，诬告杨与其通谋毒；又如，杨乃武说知县之刘翰及民壮阮德向其敲诈勒索钱财不成，遂诬陷杨与葛毕氏偷；再如他称葛毕氏与何芳有情，以借此证明葛毕氏与自己原先就有仇隙，葛毕氏有诬陷自己的动机，借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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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瑞澜为了显示自己确实没有徇私舞弊，想起了给皇帝和太后上奏《招册》的方式。他把案犯杨乃武、葛毕氏的供词和沈喻氏、王林、钱宝生等证词都详尽地记录下来，随同其审理结案报告一同上奏。清制，清朝巡抚、总督办理的死刑案件，不需要把人犯供述和证人证词上报朝廷，只需呈报审结报告即可。胡瑞澜之所以上报《招册》，无非是因该案轰动朝野，影响太大，而各方倾向又反复不一，这一公开供词和证词可以告知天下，该案审理过程没有舞弊徇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