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证人刚到京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本来绪繁杂的案件更添困难。

第二批被解送的证人一行于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二十七日抵京，照惯例，刑人员要对证人搜检查。搜查时，衙役们从葛品连的母亲沈喻氏上搜一张纸条，写有“刑司员文起暨浙江粮如山宅内居住之刘殿臣，余杭县署内姜位隆恳托”字样。讯问沈喻氏，说是远亲姜位隆所写，让她来京投靠于文起及刘殿臣。经查，刑司员中只有一个候补主事文超，并没有纸条上的“文起”其人。尽纸张内容未涉及案件，但因案情重大，刑

正在此时，即光绪二年正月十六日，本案最重要的证人、钱记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坦即“钱宝生”忽然在狱中暴毙亡。当时，钱坦关押在杭州浙江巡抚杨昌浚的监狱里。因为清制，案件证人也必须关牢中以便随时提审时作证，如果要去，必须请人担保。胡瑞澜在上奏中说是“在监病故”，而据有的衙役说是自缢亡，也有同狱犯人说是被刘锡彤、陈鲁买通狱卒死藉以灭。而《申报》报说，钱宝生经胡瑞澜审讯后，差役押解回县，回到家中，骤然腹痛，随即病逝。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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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证人尚未到京，刑调阅卷宗后发现不少疑：其一，谋妇杀夫，事虽机密，但很难一不漏痕迹，为何葛家邻居王心培从未见到杨乃武到葛家？其二，为什么沈喻氏最初向余杭县衙递的诉状中，没有提到杨乃武？其三，为何未安排钱宝生与杨乃武对质？其四，葛品连如果系中毒亡，其母当时就该看迹象，为何直到第二天才递状控诉？如此等等，都需要调查清楚。

刑奉谕旨，接下这件已经七审七决的疑案。刑品尚书皂保到众目睽睽之下责任重大，不敢丝毫拖延虎，立即组织人，调阅该案从一审到七审的全卷宗，细细推敲，详加考究。同时，行文通知浙江巡抚杨昌浚，务必将该案有关人犯、证人分批递解北京刑，沿途所经县域务必给予合，严加看守，增派兵丁，以防串供。杨昌浚虽心怀不满，但又不敢公然违抗旨令，只得遵办。

事件真实已经无从考究，但钱坦直接关系杨乃武是否有买砒实情，此时关键证人的暴毙，不仅给审查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外界会滋生诸多议论，更给刑带来大压力。而此前一个月，经手此案的另外一个重要人、负责三审的察司察使蒯贺荪的因病去世，给此案带来的舆论压力足可证明。蒯贺荪的儿病故后，蒯即郁郁寡，不思饮，形容逐渐枯槁，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病亡。他作为杨乃武案三审的主持者，遽然病逝，坊间议论纷纷，也给刑的查办带来困难。

刑递解该案人犯、证人京分三批行。第一批是葛毕氏一人发，兵丁衙役戒备森严，弓上弦刀鞘，守护囚车，并安排了两个伴婆随同前往，照顾葛毕氏生活；第二批是一证人，包括沈喻氏、沈仁、王心培、何芳等数十人；杨乃武一人被安排在第三批。因当时通不变，押解犯人规定又不能走路，三批涉案人员采取递解方式，每到一，该地衙门必须提供宿及安保，并调数名衙役替换原来兵丁。因系奉旨京，朝廷特派了一位候补知县亲自看押寸步不离。一路长途跋涉，要走两个月左右方能到京，可谓千辛万苦。故有的证人尤其是女证人实在不愿京作证，但又毫无办法。

职掌遴选人才的学政胡瑞澜审理此案，原准备是为举人杨乃武平反的，而对葛毕氏凌迟死的判决仍将被维持。而审理结果却是杨乃武的罪罚并未丝毫减轻，这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