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步，又变成小跑，又变成更缦慢的步。?

第二天，我带着卫超从圳写给我的信（当时的规定，内地人要去特区必须有来自特区的邀请信。）先去公安局，三十元以旅游探亲为名办了张边境证，又到银行取我的全存款一千八百元，这大多是为一家经济开发区翻译资料获得的报酬。我买了双新式凉鞋，一件汗衫。我估摸着钱不够用，想起借钱那天贾卫东的话，就到他的火锅店去碰碰运气，正好他有笔利在手。我告诉他有小生意需要资金，借了八百元，我不敢告诉他我要远走。我又给成都的哥们叶冬江打了个电话，联系机票事宜。我神鬼没，家里竟一不知我的动向。?

当我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再次敲开舒怡的家门时，她不在家。她母亲见是我，就象富人家里来了一个穷亲戚，先是惊讶，再努力验证自己的记忆力、辨别力，又极力地用一不冷不的语气说：?

“怎么又是你？你老找舒怡有什么事？白成富约她去了。”?

我悻悻地告辞，转走，她却叫住了我：“小李，你先别走，我想和你谈谈。”?

我被她安排坐在一张仅有三寸矮、掌大小的幼儿园那儿童塑料凳上。我正襟危坐，双手垂地，双膝耸。半阵都找不到搭讪的机会。桌上放着两杯冒着气的茶和一盘果，看来他们刚走不久。我没有被款待享用果茶。舒怡的妈正对着我，居临下地坐着，用审讯官的光拷打了我一番，咳了咳嗽，于是，一场惨无人的审讯就正式开始了：?

“小李，你老实说，你对舒怡了解多少？”?

“异朋友中，我最了解她，她也最了解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是吗？舒怡可是个苦孩，她从小没父亲。”?

“我也是吃苦瓜长大的嘛！”我想洽一下气氛，也想改变一下被动局面。?

“严肃！别跟我吊儿郎当的！”她突然厉声地说，“老实说，我对她和你的事是不赞成的！”?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很简单，你的条件不太好，现在应该说是很不好。男怕错行，女怕嫁错郎——我曾经犯过的错误不能在我女儿上重演。我是舒怡的母亲，我要对她的一生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她冷淡地，地说。?

“也许舒怡和您对幸福的概念不同，理解不同，坦率而冒昧地说，你们毕竟是两代人。”我平静地应付。?

“笑话！难我还要害自己的女儿不成？她现在还小，再等几年就会明白的。”她愠怒地说。?“我会尽量让她幸福的。”我郑重地说。?

“笑话！你能让舒怡幸福？”她不无嘲讽地说，“你有这个能力吗？听说你连工作都不要了？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敢奢谈让别人幸福，真是笑话！”?

“您误会了，我是停薪留职而不是把工作扔了，这只是暂时的。”我声明，并挤一丝笑容说，“再说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年轻人应该积极为国家为社会着想——国家也困难嘛！我们不去谅也就没人去谅了……”?